“如果不是人民币升值12%，而是出口产品涨价12%，把这12%的一半用来加入员工工资，那么我想1500元的最低工资标准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目前省会级城市最低工资标准应该是1500元左右。”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向媒体公开表达的一条建议，引发多方关注。

    不少代表和委员都对提高职工工资发出了支持的声音，但也有不少人反对和质疑向文波的这一提法。在多种因素综合影响使得企业成本尤其是人力成本上升趋势明显的当下，工资问题，无疑成为了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最低工资标准与“民工荒”

    早在2007年6月，向文波就在自己的博客中提出“国家应立法大幅提高低收入阶层工资”，并具体提到省会级城市企业最低工资应该达到每月1500元。他强调,这个数字并不是指最低社会保障，而是指最低工资。

    两会之前，他又在博客中旧事重提。“到底是1400还是1500元，这个不重要，可以根据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消费水平调整。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认不认可最低工资的标准，就是确定最低工资的原则。”向文波说。

    在博客中，向文波引用美国福特汽车创始人福特的话来说明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重要性：“再没有比工资更重要的问题了，”“因为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都是靠工资生活的，他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决定着这个国家的繁荣。”

    “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GDP每年增长10%左右，但如何让普通百姓都分享到发展的利益成为一个现实问题。”向文波分析，尤其是大量低收入阶层的工资和福利水平实在太低，如农民工加班加点平均工资只有700元/月，像武汉这样的城市最低工资标准不到600元/月，“这样的薪酬标准只能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根本谈不上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他认为，分享成果的基本形式应该是尽可能提高国民的薪酬和福利。

    以长沙市为例，2006年人均年收入2.4万元，根据国际上的标准，最低工资约为年收入的0.4到0.6倍，取其上限，应是是1200元，再考虑到通胀和工资自然增长因素，向文波便得出了1500元作为最低工资标准的结论。而长沙市的人均收入水平，“恰好处于全国平均水平”。

    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原副部长、中国劳动学会会长华福周认为，在经济快速发展、企业利润增长、物价水平上涨的情况下，企业职工的工资理应随之相应提高。事实上，早在2004年初，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就颁布了新的《最低工资规定》，明确各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每两年至少要调整一次。但真正的执行情况并不理想。

    一个例证是，据统计，从2003年到2007年，广州市职工创造的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约14.50%，人均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约14.52%，但职工工资平均每年只增长了9.45%。与之相随的教训是，珠三角地区已经连续几年出现“用工荒”。

    “如果我们的就业只是解决吃饭穿衣的问题，甚至连这些都不能完全解决，我认为就是无效就业，这样的就业率再高，也没有太多的意义。这应该引发我们更多的思考。”向文波说。

    “大部分企业有能力承受”

    不仅提出“1500元”的最低工资标准，向文波还言之凿凿：大部分企业有这样的承受能力。“如果我不是做企业的，有人会说我是信口开河，但只要了解我的(企业管理者)身份，就应不会怀疑这个(企业能够承受这样的工资标准)。”向文波表示。

    “他将那层窗户纸捅破了。”湖南省社科院院长朱有志如此评价。

    但反对和质疑之声也不少。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提高工资将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竞争力，更主要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资标准应该由市场决定。

    “有人说，最低工资标准应该由市场决定，这个是绝对错误的。”向文波直言，工人是弱势群体，他们的利益应该得到保护，“全世界不管是哪个国家，关于最低工资标准、关于员工的基本福利，都有法律性的强制规定。”他指出，许多企业对这一情况也心知肚明，也有能力提高职工工资，但从追求利益最大化角度考虑，没有人愿意主动来提。

    湖南一家以出口为主的企业负责人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展现了工资提高的另外一面。

    这家企业的规模在全球同行中处于排头位置，市场占有率具有绝对优势。但其负责人坦承，“一个重要的竞争优势，是产品的价格低”，而最主要的原因正是劳动力因素。据他介绍，随着一些新的法律法规开始实施，以及人民币升值等因素，这家企业的优势将受到较大冲击。在此情况下，最低工资标准对于以出口为主的企业来说，无疑将构成更大压力。

    他表示，实际上之前公司员工的平均工资不低于1500元，但如果要将最低工资标准大幅提升，并且予以确定，“我们有些担心”，因为原来普通员工的收入除了最低工资外，主要来自于工作绩效，“如果确定了比较高的最低工资标准，员工会不会还有那么高的积极性？”因为企业并不想再“额外”增长太多工资成本来“刺激”员工积极性。

    向文波则表示，企业员工作为弱势群体，不能因为一些本不应由他们承担的因素而利益受损，“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是人类文明与进步的重要标志。”

    不只是民生问题

    与外界众多声音不同，向文波认为，最低工资标准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民生问题。

    “我相信只要产品卖得稍为像个产品而不是像卖破烂，这样的中国企业就都能承受1500元的最低工资标准。”向文波说，这正是他建议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真正用意所在。

    在他看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非但可以实现，而且应该通过这一过程，使国内企业实现一个“理性的成熟”。

    “自2005年国家启动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升值已经累计达到12%。人民币升值12%跟出口产品涨价12%，对我们价格竞争力的影响是一样的。但是人民币升值所产生的结果，与我们提价所产生的结果完全不同。”向文波说。

    “如果不是人民币升值12%，而是出口产品涨价12%，把这12%的一半用来加入员工工资，那么我想1500元的最低工资标准是完全可以实现，甚至可以大大超过的。”向文波进一步分析——

    “如果把这12%里面的3%用来提高我们出口企业的盈利能力，那么我相信中国出口企业的盈利水平会有大幅提高；如果说剩下的3%变成国家的税收，那么我们国家的财政收入会更多。”向文波说，但非常遗憾的是，目前这一切都没能成为现实。

    尽管有人嘲讽“向总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向文波依然坚持认为，这样的过程是必需的。“一个企业，国家的《劳动合同法》你不遵守，最低工资标准你不执行，环保也不出力，那基本上就等于没有什么社会价值了，这样的企业，还要它干什么？”(来源：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