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云南频道１０月７日电（记者　周雷）沿着古老的茶马古道，自从踏上云南西双版纳的那一刻起，新华社"踏访茶马古道"报道组就开始了关于茶叶的旅行。

    关于茶叶的起源地，滇茶入藏的起点－－这些问题对于记者来说其实并不重要，因为关于茶叶、马匹、古道在滇川藏三地刻写的痕迹已经深入时间的腠里，勿庸置疑，对其进行文化历史考古的意义远远大于介入考据和利益之争。

    但对于云南这片产茶历史动辄可追溯到唐代甚至汉代的地方来说，一个名称、一个称谓，认可的不仅是往昔荣光，更重要的是现实利益。所以在初期针对茶叶调查的行程中，记者所到的任何地方，当地都有关于自己是滇茶入藏起点的争论。

    在易武，当地文人引出这些字句：据唐代《蛮书》载："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南宋李石的《续博物志》载："茶出银生城界诸山，采无时，杂椒姜烹而饮之"；清代檀萃的《滇海虞衡志》载："普洱古属银生府，则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

    此外，相关记载还有：清代雪雨《鸿泥杂志》中关于"普洱有六茶山，为攸乐、为革登、为倚邦、为莽枝、为蛮砖、为曼撒"；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中"普洱茶产攸乐、革登、倚邦、莽枝、蛮砖、曼撒六茶山。"

    记者在易武的行程围绕的都是古茶山：去古树密集的蛮砖古茶山上看古茶树、访问采摘古茶树为生的村民、探寻当地关于滇茶入藏起源点的证据；同时也深入勐海县茶场，调查普洱茶现代生产的景观。所有的调查努力都是试图通过茶叶这个线索，对一条文化历史集合的古道进行写作。

    车行至普洱，所有的证据又指向普洱为运茶源点的争论：所谓普洱茶，顾名思义，就是产自普洱、集散于普洱的茶叶；普洱自豪本地茶叶文化之盛、古茶树面积之广、茶叶制作之精。

    在普洱困鹿山，古茶树在老百姓的房前屋后都有种植，一位当地的老村委会主任薛金强回忆自己的爷爷辈就在屋旁乱跑，上古树采茶。自己家中饮茶、制茶、烹茶的习惯延续了几十年。说着话，老乡在陶罐里撒点茶叶，放在火上烘烤，然后冲上一注滚水。

    喝这种烹法制出的老茶，入口先是一道清苦，淡淡的；但是浓酽的感觉稍后袅袅在味蕾上升起，可以维持许久，从里往外散着苦涩；十几分钟的光景，茶水又在口中泛出些许回甜。

    从进入茶马古道的每一个新节点开始，往往都是关于起源点争论的问题，但在采访之后，记者都无一例外地遁入饮茶文化、茶史、茶习俗的文化内核中去。

    所以当记者行进到思茅周边的普洱、景谷、镇沅之后，茶叶源点的问题已经丝毫不能引起探询的兴趣了。所有的精力都花在对当地人文地理的考察，首先将一片土地在脑海中彻底陌生化，然后从零、从一开始认知，了解一段历史。

    从整体观感上，几乎每一个所谓的茶源都有着同样一种气质：每个地方都有一段历史，每个地方的历史都只剩下一些残迹，循着每段历史残迹的脉络向下考察都可以查出一段历史，仔细端详后又都杳不可寻；每个地方都存在一种经济上的饥渴－－至少在政府层面上，每个地方所能依靠的都是类似的财富，在关于茶马古道的问题上，就是古道残迹、古树孑遗、新茶产业、商品化的茶文化。

    当争执的声音越远，关于当地茶文化的基本事实更加凸显：实际上关于茶源地的争论根本是徒劳的，关于普洱茶、关于饮茶文化，它是一种"集体潜意识"，属于这块土地上所有的先民，更何况现在处于争论之中的地市，无论易武、普洱、思茅、景东、镇沅都是旧时普洱府管辖的范围，大理南诏国更是囊括了更为广阔的地理疆域和文化类型。

    也就是说，出于现实利益，历史细小、微观的局部开始规避大历史的量度，自己在挣扎着属于细部的暂时荣光。（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