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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周雷 ●
【易武·普洱·思茅·关于茶叶的旅行】
（九月十九日――九月二十三日）
关于茶叶的起源地，滇茶入藏的起点--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并不重要，因为关于茶叶、马匹、古道在滇川藏三地刻写的痕迹已经深入时间的腠里，勿庸置疑，对其进行文化历史考古的意义远远大于介入考据以及当地的利益之争。
 可事实上，对于云南这片产茶历史动辄可追溯到唐代甚至汉代的地方来说，一个名称、一个称谓，认可的不仅是往昔荣光，更重要的是现实利益。所以在初期针对茶叶调查的行程中，记者所到的任何地方，当地都有关于自己是滇茶入藏起点的争论。
在易武，当地文人引出这些字句：据唐代《蛮书》载："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南宋李石的《续博物志》载："茶出银生城界诸山，采无时，杂椒姜烹而饮之"；清代檀萃的《滇海虞衡志》载："普洱古属银生府，则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
此外，相关记载还有：清代雪雨《鸿泥杂志》中关于"普洱有六茶山，为攸乐、为革登、为倚邦、为莽枝、为蛮砖、为曼撒"；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中"普洱茶产攸乐、革登、倚邦、莽枝、蛮砖、曼撒六茶山。"
我们在易武的行程围绕的都是古茶山：去古树密集的蛮砖古茶山上看古茶树、访问采摘古茶树为生的村民、探寻当地关于滇茶入藏起源点的证据；同时也深入勐海县茶场，调查普洱茶现代生产的景观。所有的调查努力都是试图通过茶叶这个线索，对一条文化历史集合的古道进行写作。
车行至普洱，所有的证据又指向普洱为运茶源点的争论：所谓普洱茶，顾名思义，就是产自普洱、集散于普洱的茶叶；普洱自豪本地茶叶文化之盛、古茶树面积之广、茶叶制作之精。
在普洱困鹿山，古茶树在老百姓的房前屋后都有种植，一位当地的老村长薛金强回忆自己的爷爷辈就屋旁乱跑，上古树采茶。自己家中饮茶、制茶、烹茶的习惯延续了几十年。说着话，老乡在陶罐里撒点茶叶，放在火上烘烤，然后冲上一注滚水。
喝这种烹法制出的老茶，入口先是一道清苦，淡淡的；但是浓酽的感觉稍后袅袅在味蕾上升起，可以维持许久，从里往外散着苦涩；十几分钟的光景，茶水又在口中泛出些许回甜。
从进入茶马古道的每一个新节点开始，往往都是关于起源点争论的问题，但在采访之后，我们都无一例外地遁入饮茶文化、茶史、茶习俗的文化内核中去。
所以当行进到思茅周边的普洱、景谷、镇沅之后，茶叶源点的问题已经丝毫不能引起我们探询的兴趣了。我们所有的精力都花在对当地人文地理的考察，首先将一片土地在脑海中彻底陌生化，然后从零、从一开始认知，了解一段历史。
从整体观感上，几乎每一个所谓的茶源都有着同样一种气质：每个地方都有一段历史，每个地方的历史都只剩下一些残迹，循着每段历史残迹的脉络向下考察都可以查出一段历史，仔细端详后又都杳不可寻；每个地方都存在一种经济上的饥渴--至少在政府层面上，每个地方所能依靠的都是类似的财富，在关于茶马古道的问题上，就是古道残迹、古树孑遗、新茶产业、商品化的茶文化。
当争执的声音越远，关于当地茶文化的基本事实更加凸显：实际上关于茶源地的争论根本是徒劳的，关于普洱茶、关于饮茶文化，它是一种"集体潜意识"，属于这块土地上所有的先民，更何况现在处于争论之中的地市，无论易武、普洱、思茅、景东、镇沅都是旧时普洱府管辖的范围，大理南诏国更是囊括了更为广阔的地理疆域和文化类型。
也就是说，出于现实利益，历史细小、微观的局部开始规避大历史的量度，自己在挣扎着属于细部的暂时荣光。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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