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先我们就得知，她“从不接受媒体采访”，我们没有畏难，面对我们不同形式的富有诚意的采访申请(或者骚扰)，她依然坚持原则毫不动摇，一如她的语音的铿锵有力，一如她所供职节目的爱憎分明。
事实上，我们甚至没有直接听到她拒绝的声音(她是通过助手转达的)，我们是多么想听到她在生活中的声音，哪怕这句话只有一个“不”字，可惜，我们只能冀望于晚上7点以后与她在电视上约会，其实，那不是她与我们的约会，那是党中央和国家领导人通过她与全国人民的约会。
如此，她依然是我们最熟悉的人，也依然是我们最陌生的人。
她，就是全党、全军充分信任但全国各族人民又充分不了解的新闻联播播音员，邢质斌同志。
台里来了一位“小钢炮”
“邢老师不想接受采访。”邢质斌的助理于去年3月曾答复记者。时值全国政协委员叶宏明刚递交上《让“新闻联播”换换人》的提案，各大传媒正炒得沸沸扬扬。
在那份提案里，叶宏明有所指地写道：“……播音员结构老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体现在屏幕上就是播音风格日益陈旧、沉闷，让观众感到面容疲惫、表情单一、眼神呆滞、缺乏朝气和活力。”
然而，就在去年11月25日晚，当年近六十的邢质斌步入天津中华剧院舞台上时，却不由得令人眼前一亮。
“穿上这样鲜艳的衣服，还真有点不习惯。”她微笑坦言。其实，身着红衣面对观众，于她早已不是第一次，每年春节期间，主播们都会穿戴喜庆地播报新闻。
这是她首次获得“金话筒奖”——中国播音主持界的最高奖，尽管她早已是“中国最著名的播音员”。
“得不得这个奖真的不重要，既然得了，那就善始善终吧。”
“首获大奖”、“善始善终”，种种迹象无疑更加深了关于她今年即将退休的猜测。
“我个人一直比较随遇而安，当时的机会光顾了我，有伯乐发现了我。能够在央视这个平台上干了30多年，我真的很荣幸。”邢质斌发表获奖感言时说。
提及当年挖掘邢质斌的一段往事，原中央电视台党委副书记宋培福不禁笑出声来，“这还得从她在北京大兴红星公社做县广播员时讲起。”
1973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电台，与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北京电视台，同属于广播事业局，即今天的广电总局。
宋培福时任电视台录音科科长。“说是电视台，其实里面只有三名播音员”：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借来的播音员沈力、在录音科做配音工作的赵忠祥，以及在文革中被打击，后来赴美的吕大渝。
按宋培福的话说，手下的兵基本上都是“幕后英雄”，除了赵忠祥曾在早期露脸解说过当天的电视节目外。新闻播报采用的全是录播形式，先做成录音带，然后边放新闻画面，边播录音。
至于播报的内容，多是典型的文革新闻：斗志昂扬的“国内新闻”、以反映第三世界为主的“国际新闻”、由新华图片社提供的图片报道；
随后，赵忠祥去了五七干校，吕大渝也不在台里。播音员一再从广播电台调借。
宋培福深为人手不够而头痛，“我主要挑声源。对我而言，声音好是首要的。”可惜，播音员相了无数个，就是不尽如人意。另外两个条件同样重要：政审合格，形象要好，“就像赵忠祥那样，根红苗正，形象端正”。
发现邢质斌的过程颇有意思。
那是1973年年底，宋培福在大兴县的岳父家准备迎接新年。一天，他极为偶然地听到了从县广播站传出的女声，“就跟小钢炮似的，突突突”，宋培福竭力模仿那阵的感觉。
他马上揣度这到底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哪位播音员的声音，“想来想去，都不像，可是听上去就是耳熟”。
音质的力度，抑扬顿挫的感觉，都让他不敢相信，“这真是一个小广播站播音员发出的声音？会不会是从广播电台转播过来的？”
时间匆匆，来不及细想，他就与这“小钢炮似的声音”擦身而过了，但声音却始终萦绕在宋培福的脑海里。
转眼到了来年的夏季。一天，录音科同事李茂福为宋培福带来了一个姑娘。宋培福第一眼看去，“顶多二十三四岁，个儿不高、短发、不算漂亮、也挑不出啥毛病。”
这个被宋培福形容为“很本色”的女生，就是邢质斌。邢质斌高中毕业后，下到大兴县插队，后又到县广播站播音，大兴县方面正极力向李茂福推荐她。
貌不惊人的邢质斌甫一开口，宋培福迅速捕捉到那个久违的声音，正是他当初在岳父家不期而遇的。
虽说是向大兴县广播站借人，但宋培福一借就要了半年，而且走的全部是正式调用的程序。当时他递给了邢质斌一张人事表格，只见她在上面填写道：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毕业；父母是教师，男友姓朴，朝鲜族，“就在航天部下属单位工作，离她插队的地方很近”。
基本上，政审也过了关。
两个月后，宋培福闷不作声地从台里调来一部小车，直接去往大兴县广播站，为邢质斌办理调动工作，“二话没说，连行李带人全给她拉回家了”。
宋培福依稀记得邢质斌的家，“在宣武区一条很宽的胡同里，车开进去很方便”。家里人见到邢质斌回来都很吃惊，以为她遇到什么事了，邢质斌也是一头雾水，“等我说明情况，要她正式来台里报到时，她家里人都很高兴。特别是她父母，好像这孩子一下子就找到了金饭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