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本土科学帅才
中国人类基因研究领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在与国际前沿作“等距离追踪”。实验室的试剂、设备、基因盒几乎都是“舶来品”。最早研究出来的一些治疗癌症的基因工程药物，针对的病症基因都是外国人的基因样本。我们人类基因除了不同人种之间的基因样本有差异外，同种人之间的基因也是有差异的。基因药物治疗强调的是个性化治疗，比照外国人的基因做出来的基因药物，对中国人来说无任何个性化可言。因此,做人类基因研究，首先要解决的是基因问题，对中国人类基因研究来讲就是要解决基因“本土化”的问题，也就是说要研究中国本土人的基因遗传信息，在掌握中国本土人类基因样本遗传信息的基础之上，针对其基因特点，才能设计、研制出适合中国人的个性化基因治疗方案和药物。余龙从事的正是这种中国人类基因 “本土化”的研究。余龙不但进行基因的“本土化”，而且在研究基因“本土化”的过程中，也经历了自己“本土化”学者的人生历程，一路成长为中国本土型科学帅才。
余龙出生于贵州省的一个山村，中学毕业后应征入伍，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进部队后由于余龙训练刻苦，学习努力，从战士到文书、班长，一路进步很快。1974年，经过部队的逐级推荐和考试选拔，余龙进入第—军医大学学习,在军校受到了严格、系统的临床医学训练，由一名战士转变成为一名具有专业医学知识的军医。毕业后，余龙回到部队，开始了他的军医生涯。这期间，他转战祖国东西南北，每到一处总是竭尽全力，把自己所学知识奉献出来，为战士和驻地老百姓治病，受到部队指战员的一致好评。由于成绩突出，余龙所在卫生所被评为先进单位，受到通令嘉奖，余龙个人被授予“模范军医”称号，荣立三等功。在长期的实际工作中，由于知识的局限，在一些疑难病症面前余龙常感到束手无策，这使得他常常陷于痛苦之中。许多年后，在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节目中，作为东方之子的余龙谈到这一点时，还非常动情：“那时候，老百姓要看个病真是不容易，由于医术有限，有时只能眼看着病人痛苦地死去，每当这个时候，我都非常自责，恨自己回天无力……”讲到这儿，余龙眼睛里闪着泪光。正是这种自责使余龙下决心继续深造，他要对人类的疾病症结探个究竟！
余龙与他的学生们
1982年，在余龙的多次请求下，经上级同意，他报考研究生并通过了入学考试，进入中山医科大学主修神经遗传病学。从此，余龙的命运发生了重大改变：硕士毕业后，他继续攻读博士，由一名军人转变成了一名学者。随着学业上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步步登高，分子遗传学进入了余龙的视野。20世纪80年代末，国外一些学者开始从分子水平——基因的角度来分析各种疾病的病因，中国学术界也从一些国际会议上带回了这方面的学术信息。当时中国的人类基因研究与国际同行水平差距甚大，国内能数出数的只有北京和上海的某些研究小组。其中又以上海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汇集了一批最早涉足国际人类基因研究计划的学者。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是我国遗传学奠基人谈家桢先生领导的研究机构，世界首例血友病B基因治疗就是由该所薛京伦教授做出来的，这一研究成果直到现在也在国际人类基因研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该所曾培养出大批人类基因研究领域的优秀人才，这些学者从复旦走向世界，再从世界带回新的信息。一个偶然的机会，余龙来到了复旦大学，被这里浓郁的学术气息所感染，他觉得这里就是他要找的探求人类疾病最后症结的理想之地。他马上作出决断：到复旦大学做博士论文。在征得双方导师同意后，1988年余龙作为中山大学和复旦大学共同培养的博士生，来到复旦大学遗传所。
在复旦余龙接触到了大量世界人类基因研究的前沿信息，先后得到许多名师的指点，并在刘焯霖、刘祖洞和柴建华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杜氏肌营养不良症基因结构与变异”的博士论文。拿到博士学位后，余龙进入复旦大学生物博士后流动站，在著名遗传学家谈家桢院士和赵寿元教授的指导下学习，在这期间他本可以像其他博士后一样，选择出国继续深造的道路，但1991年恰好是美国科学界启动“人类基因组计划”研究项目的第二年，面对中国人类基因研究一片空白的局面，谈家桢院士和赵寿元教授有意在复旦大学组建中国人类基因研究机构。在这一极其重要的人生关头，余龙感到留在国内、从无到有创建一个高水平的中国自己的科研团队更具有挑战性，于是，他选择了留在国内，组建中国人自己的人类基因研究机构。1991年，在谈家桢院士和赵寿元教授的支持和指导下，余龙开始创建复旦大学人类新基因研究室，这一干就是十几年。十几年来，出国深造、升迁入仕、下海经商等各种机会和诱惑常常萦绕在余龙的身边，周围的同学、同事，自己的学生，不少人出国留学成为了“海归派”，余龙却始终立足本土，从硕士、博士、博士后、教授、博士生导师一步一个脚印地走来，在中国本土的滋润下成长为一名科学家，同时在中国人类基因研究领域开辟出了自己的一块园地，收获到了劳动的成果。余龙取得的成绩受到了有关部门的高度评价，1995年以来，余龙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杰出青年学者奖”、国家人事部“中国优秀博士后奖”、国家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国家科技部国家重点实验室先进个人奖（金牛奖）等奖励和称号。据《科学时报》报道，我国现有400多名“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其中完全由我国自己培养的只有十几名，余龙便是其中的一位。这个数字既告诉人们，在中国国家级科学人才的花名册上，本土型人才很稀少，同时也告诉人们，本土型人才成就事业不易！
余龙不仅十几年来个人奋斗不已，而且全力建设科研团队。大科学发展趋势要求科研活动应该是团队合作、集体协作。从建立人类新基因研究室起，余龙作为研究室领军人物，除了不断调整研究方向外，还十分注重团队合作氛围的营造，始终以大科学的团队运作方式，造就了一个能够胜任重大科研项目的团体，顺利、及时地完成了几次大的研究方向的调整：从最初的基因克隆转到重要功能基因发现；再从重要功能基因发现转到瞄准有医学应用价值的基因药物先导化合物研制。2000年，余龙领导的复旦大学人类新基因研究室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遴选为“创新研究群体”，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陈佳洱主任率专家组亲临研究室，用两天时间听取工作汇报，并给予详细的工作指导。2002年7月，陈佳洱主任再次带队到余龙的课题组进行工作检查，并对他们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十几年来，该研究室先后培养博士后5人、博士17人、硕士16人，高级访问学者4人，实验室成员也从最初的2人扩展到现在的拥有2名教授、5名副教授、3位讲师、3位助教、3位实验师、2位返聘教授、5位海外客座教授以及50多名研究生的科研团队。
科学无疆界，科学家本不应有“本土”与“海归”之分，中国的月亮和外国的月亮是同一个月亮，“本土”和“海归”都是华夏同一血脉的优秀儿女。海外游子在外创业不易，余龙的群体的创新之路走得也是可歌可泣。
人类基因研究领域是一个奥妙无穷的科学神殿，同时又是一个深不可测、浩瀚无际的聚宝盆。目前科学家在这个领域的工作状态如同一只小蚂蚁在啃一块大骨头：科学家正一步步探索着这座神秘的宫殿，一点点啃噬着这块可造福于人类的宝藏，攻下一关，庆贺一番；啃下一块，抢而食之；科学家们既要有蚂蚁啃骨头、耐得住寂寞的“坐功”，又要有不顾斯文“抢食吃”的竞争意识。谁耐得住寂寞，持之以恒，谁就会有收获；谁的工作群体战斗力更高，竞争意识更强，谁的收获就会更加丰盛。(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