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或者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人的遭遇除了靠自己把握，还要受到客观条件或外部界限的决定，就是孔子所说的命（或天命）了。这个命，不是上古殷商时代所流行的上帝旨意，不是宿命论者宣扬的不可改变的绝对必然性；而是天道化生万物的规律性在当时当地历史条件下的可行性限度体现。对每个人、每件事来说，这个命的实践结果，当非事先所能知晓，只有尽了最大努力之后才能看出。不努力就罢手，叫做未尽人事，不算知命、顺命。从这个意义来说，孔子所说的命常指事后的解释，或成败之余的总结（譬解）。孔子说过“五十而知天命”，并非屈从天命，而是说人生五十，应该有能力自我总结经验，去理解事物的客观条件或外部界限，去争取最大限度利用客观上的可行性。知命，意味著做一个明白人，以利再接再厉，知难而进，而不是行动的出发点。
孔子承认命，但一生与命抗争，从不向它屈服。当年楚狂接舆，隐者长沮、桀溺、荷杖丈人等许多隐者劝孔子停止从事徒劳无功的改革活动，因为“滔滔者天下皆是，而谁以易之？”夫子答道：“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表示了不能消极无为，要把改革贯彻到底的决心。道的行废当然也是命决定的。孔子到处碰壁，其实和那几位隐者一样明白道之不能行了，但为什么还要坚持不懈呢？子路说：“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论语．微子》）意思是说，君子虽然知道行不通，还是要做他该做的事，以体现君子行义的高尚品格。石门守门人称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论语．宪问》），就是因为孔子还不以为已经尽到了努力的极限，即便在有生之年达不到目的，难道就不能为后世树立典范或添砖铺路吗？”
有神论者的天命观有两种极端情形，其一笃信天为创造主至上神，掌管人间过去、现在和未来，一饮一啄；事无大小，都得求靠老天爷保佑；另一极端则以为天如聋若哑，不可置信，即便天曾经创造大千世界，如今已将人间遗忘，弃我而去，悠悠人间，天道公理子虚乌有也。早在二千五百多年前，孔子舍此两端，得其优化中道，以模糊化信天观融神性信仰和理性立论于一炉：相信存在天道即公理，可是天道自在人心，不必上穷碧落，下探黄泉去远求；相信人类必须认识和遵循天道即公理，才能走上正道，建成幸福的理想社会；相信“事在人为”的积极入世人生观，倡导“为政在人”，并言教身教，努力实践，垂范后世。
至此，孔子与爱因斯坦在信天观、天命观这样的“终极”观念上的共通性已经显而易见。他们都是高度理性化的有神论者，相信存在至高无上的“天”或造物主，强烈的“宗教情怀”是他们入世奉献事业的驱动力和坚持卓异德行的精神源泉；他们尊重人们的信仰选择，但不承认无法实证的奇迹迷信，包括拟人化神祗和死后世界等等，不以为神力主宰人类的命运；主张“事在人为”，积极入世，通过理性途径认识事物，参透规律性，改造客观世界，脚踏实地合力缔建人间天堂。
他们都热衷于理性探讨，但不涉灵异范畴。孔子的“子不语”、“敬而远之”和“存而不问”，即“不争论”之道，应是极高明的应对之道。
据此，无论有神论或无神论者，只要能够在理性基础上面对人生，未尝不可和平共处，互通互补，一起做好人间的事情，在谁也说不明白的问题上何妨暂不争论为好（少则一万年吧）。”
他们提供了一种神学、哲学和科学互相包容，共存共荣的神性人本主义立场，于是中外古今一切优秀思想哲学体系的真理内涵，科学技术开发成果，得以交融无碍，息息相通，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利于调动世人自觉贯彻“当行之路”的使命感和积极性，导致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效益最大化。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经济起飞，成就辉煌，举世瞩目；但中国特色真空型信仰危机如影随形，恶性狂飙，势若燎原。
世界由后工业化转进高科技讯息时代，神性信仰的历史局限性愈益突显，社会性信仰危机如火如荼，贪欲泛滥，道德沦丧，江湖日下，不知伊于何底；另一方面，一些宗教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不惜以恐怖手段否定、颠覆现代化进程。文明世界险象环生，阴影重重。
举世信仰体系“青黄不接”之际，无论东方西方，迫切需要焕发一种令人茅塞为开、幡然顿悟的理性力量，重整不可须臾或缺的思想信仰体系，维系人类文明进步于不坠。
任何一种堪当如此历史重任的理性思想体系，必须具备适当的终极观念立场，方能在当今世界繁复如织、交错冲突的人类意识形态空前惶乱境界中左右逢源，得其所哉。孔子―爱因斯坦的忘年终极交集，不失为古往今来特别是方今高科技讯息时代万物之灵处理“天人关系”非常明智的可选方案。庞忠甲 2006年2月
纽约（完）
人物链接：孔子
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 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鲁国人。
孔子是个大思想家，他创立了儒家学派。首先，他提出“仁”的学说，即要求统治者能够体贴民情，爱惜民力，不要过度压迫剥削人民，以缓和阶级矛盾。其次，他主张以德治民，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他的学说后来成为我国2000多年封建文化的正统，对后世影响极大。
孔子又是个大教育家。在奴隶社会里，只有贵族子弟能够受教育，文化教育被官府垄断了。孔子兴办私学，广收门徒，突破官府的垄断，扩大了教育对象的范围。据说孔子主张“因材施教”，对不同的学生，进行不同的教育。他教育学生：学习知识要经常复习，“温故而知新”，学习态度要老实，“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要把学习和思考结合起来。
相传，孔子晚年编订了古代的文化典籍《诗》、《书》等几部书，还根据鲁国的历史材料编成《春秋》一书。这对古代文化的保存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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