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力对抗的战场

    1985年5月，中国领导人作出了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即由过去的立足于打大仗的临战准备，转变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上来，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军队建设，提高军队现代战争条件下的作战能力。同时决定裁军100万。这个划时代的决定，把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军队建设要转变，朝哪个方向转？怎么转？未来的发展方向不是很清晰。此时，我军的军队建设目标尚处于探索期，这也对军事理论研究提出了很迫切、很高的要求。这一时期，西方军队正处在新军事变革的技术积累阶段，处于从工业社会机械化军队向信息社会信息化军队的转变过程，也处于探索时期。我军要想缩短与西方先进军事力量的差距，首先要从理论上迎头赶上。

    著名小说《动物凶猛》在讲述军队大院长大的主人公——一个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学生梦想着指挥千军万马作战时，有一段极为传神的描写：“我在床上想了半天怎么在平原地带统率大军与苏军的机械化兵团交战，怎么打坦克，怎么打飞机，怎么掌握战机投入预备队进行战略反攻。当然我的思路怎么也脱不开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战争思想。”这段文字形象地说明了当时我军军事理论上受到的束缚和局限性，既缺乏对国外军事学术发展变化的了解，也缺少对国内传统兵学思想发展脉络的认知。

    正是针对这样的现实状况，上世纪80年代中期，李炳彦与解放军报社军事学术组组长曾光军在《解放军报》军事学术版开辟了“未来战场设计”专栏，积极谋划打赢未来战争的良策。同时，他们与军内外学者广泛接触、交流，形成了一个从多学科、多角度探讨国防发展战略的“军事沙龙”。李炳彦在谈到这段经历时感慨地说：“这个阶段，是我军学术思想最为活跃的阶段，是我思想、知识受益最大、出成果最多的阶段，是我永远怀念的阶段。”

    在李炳彦的军事谋略思想体系的构建过程中，有两点让他受益匪浅。其一，是少年时随父亲学习中医，对东方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有所领悟。那时，常听到“用药如用兵”的师训。入伍后，他发现古代兵家也借鉴医道讲说用兵之法，“良将用兵，若良医疗病”。由于有着相同的文化大背景，他往往能够从东方传统中医文化的独特视角看待东方兵学，触类旁通，从方法论的层面，把医道与兵学相结合，融会贯通，构成了他军事谋略学研究的方法之基。另外，作为一名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的职业军人，对新闻的敏感性使他的眼界更开阔，思维更活跃。

    李炳彦喜欢看电视，尤其喜欢看《动物世界》，在动物世界的生死搏斗中，在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面前，自然界中出现了原始形态的谋略，例如苍鹰与狡兔的智斗。电视机前的李炳彦陷入深深的思考，人类的谋略是从哪里来的？

    在广泛涉猎古今中外与自然界的智斗素材，深刻思考了谋略深层思维机理的基础上，李炳彦发现，人类谋略产生的根源是人类社会存在竞争关系，存在着竞争和对抗。为了生存，竞争的双方势必充分调动体力、智力、意志力等等能力，投入到对抗中来。李炳彦称之为“活力对抗”。1987年至1989年，李炳彦撰写出版了《军事谋略学》一书，首次提出军事谋略学的逻辑起点是“活力对抗”。

    《军事谋略学》一书尽管在理论体系和结构上都不够系统化、规范化，但这部书为军事谋略学研究找到了逻辑起点，明确了研究对象，提出了一些带有规律性的观点和论断，为军事谋略学学科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1989年10月，在李炳彦的奔走和呼吁下，在总参军训部和南京陆军指挥学院的大力支持下，全军首次军事谋略研究与教学论证会在南京召开。此后，全军所有中级指挥院校和部分初级指挥院校都开设了军事谋略学课程。1990年起，每年总部下达的军事训练指示，都对演练军事谋略提出要求。军事谋略学的研究得到确立。

[1] [2] [3] [4]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