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兵学重权谋

    创作《三十六计新编》的灵感，来源于他无意中找到的没有公开发行的内部本《三十六计》。自幼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李炳彦，觉得《三十六计》直接体现了中国传统兵学的特色，其形式为民间所喜闻乐见。此前，李炳彦刚刚编写了一组题为《话说中东战争》的稿子，他决定尝试着结合现代战争的特点，通过传统东方兵学思想与现代战争的比较，用现代战例印证传统的兵学思想。经过报社批准，《解放军报》上开始连载《三十六计新编》。文章发表后，新颖的表述方式，深刻的传统军事哲学思想，使读者大受启发，军内外的读者纷纷打电话、写信到报社，一时间好评如潮。在经历了长期浩劫之后，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重新复苏。禁锢的打破激活了中国社会中被长期压抑的创新潜能，对传统的反思，对未来的展望，各种新的思潮纷纷涌现。东方传统的兵学思想也在这股大潮中悄然复兴了。

    通过对以中国传统兵学为代表的东方兵学文化与西方兵学思想的比较研究，在军事学术领域初露锋芒的李炳彦关注到，西方军事历史上，虽然也不乏巧妙使用计谋的经典战例，但在军事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主要还是依托技术的进步。每次军事理论的重大飞跃，都是首先从技术层面发起，以军事技术革命为基础的。当《孙子兵法》这部充满军事哲理和军事谋略的传世之作在东方问世的时候，西方世界的军事著作还停留在对战史的记述上。相反，当西方已经开始不断地把科学技术发展中出现的新成果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时，东方军事家仍旧专注于对谋略思想的发扬光大。因而，西方兵学可称之为“力量型”。中国的东方兵学虽然也强调“兵技巧”，但主流思想一直集中在“兵权谋”上。所以，东方兵学从总体上看可称之为“谋略型”兵学。正像他在由解放军出版社结集出版的《三十六计新编》一书序言中所说，对东方兵学历史遗产的继承，是“为我们新的军事谋略找到一点借鉴”。

    1981年，在《三十六计新编》大受欢迎的形势鼓舞下，李炳彦又开始了以“七十二策”为主题的系列文章的写作，内容以孙子兵法为主，从中国古兵书上提取精华。最初在《解放军报》上以《谋略浅释》的题目连载，后结集出版时更名为《兵家权谋》。在这期间，他广泛接触了东西方的兵学理论，更坚定了自己对“东方兵学重权谋”的认识。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他开始设想：对中国传统军事理论的研究，如果仅仅停留在注释、考证上，或许永远也无法赶超前辈先贤，假若能够跳出前人，建立一门具有东方兵学文化特色的新学科——军事谋略学，倒不失为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在《兵家权谋》的序言中，李炳彦首次提出了“关于军事谋略学理论大厦的建造”的问题。

    谋略学研究的是人与人的竞争对抗活动中谋略生成的规律，启迪人们在复杂多变的对抗环境中正确分析形势，预见未来，寻求制胜之道。《三十六计新编》和《兵家权谋》的出版，在军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三十六计新编》十多次再版，不算盗版大概出版发行了二百多万本，《兵家权谋》则发行了五十多万本。李炳彦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情况是：一方面社会上没有书看，人们接受的信息量很小；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激烈的竞争中，人们对智慧的追求越来越迫切。”因此，军事谋略图书在社会上引发广泛的共鸣也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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