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复旦余龙接触到了大量世界人类基因研究的前沿信息，先后得到许多名师的指点，并在刘焯霖、刘祖洞和柴建华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杜氏肌营养不良症基因结构与变异”的博士论文。拿到博士学位后，余龙进入复旦大学生物博士后流动站，在著名遗传学家谈家桢院士和赵寿元教授的指导下学习，在这期间他本可以像其他博士后一样，选择出国继续深造的道路，但1991年恰好是美国科学界启动“人类基因组计划”研究项目的第二年，面对中国人类基因研究一片空白的局面，谈家桢院士和赵寿元教授有意在复旦大学组建中国人类基因研究机构。在这一极其重要的人生关头，余龙感到留在国内、从无到有创建一个高水平的中国自己的科研团队更具有挑战性，于是，他选择了留在国内，组建中国人自己的人类基因研究机构。1991年，在谈家桢院士和赵寿元教授的支持和指导下，余龙开始创建复旦大学人类新基因研究室，这一干就是十几年。十几年来，出国深造、升迁入仕、下海经商等各种机会和诱惑常常萦绕在余龙的身边，周围的同学、同事，自己的学生，不少人出国留学成为了“海归派”，余龙却始终立足本土，从硕士、博士、博士后、教授、博士生导师一步一个脚印地走来，在中国本土的滋润下成长为一名科学家，同时在中国人类基因研究领域开辟出了自己的一块园地，收获到了劳动的成果。余龙取得的成绩受到了有关部门的高度评价，1995年以来，余龙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杰出青年学者奖”、国家人事部“中国优秀博士后奖”、国家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国家科技部国家重点实验室先进个人奖（金牛奖）等奖励和称号。据《科学时报》报道，我国现有400多名“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其中完全由我国自己培养的只有十几名，余龙便是其中的一位。这个数字既告诉人们，在中国国家级科学人才的花名册上，本土型人才很稀少，同时也告诉人们，本土型人才成就事业不易！

    余龙不仅十几年来个人奋斗不已，而且全力建设科研团队。大科学发展趋势要求科研活动应该是团队合作、集体协作。从建立人类新基因研究室起，余龙作为研究室领军人物，除了不断调整研究方向外，还十分注重团队合作氛围的营造，始终以大科学的团队运作方式，造就了一个能够胜任重大科研项目的团体，顺利、及时地完成了几次大的研究方向的调整：从最初的基因克隆转到重要功能基因发现；再从重要功能基因发现转到瞄准有医学应用价值的基因药物先导化合物研制。2000年，余龙领导的复旦大学人类新基因研究室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遴选为“创新研究群体”，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陈佳洱主任率专家组亲临研究室，用两天时间听取工作汇报，并给予详细的工作指导。2002年7月，陈佳洱主任再次带队到余龙的课题组进行工作检查，并对他们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十几年来，该研究室先后培养博士后5人、博士17人、硕士16人，高级访问学者4人，实验室成员也从最初的2人扩展到现在的拥有2名教授、5名副教授、3位讲师、3位助教、3位实验师、2位返聘教授、5位海外客座教授以及50多名研究生的科研团队。

    科学无疆界，科学家本不应有“本土”与“海归”之分，中国的月亮和外国的月亮是同一个月亮，“本土”和“海归”都是华夏同一血脉的优秀儿女。海外游子在外创业不易，余龙的群体的创新之路走得也是可歌可泣。

    人类基因研究领域是一个奥妙无穷的科学神殿，同时又是一个深不可测、浩瀚无际的聚宝盆。目前科学家在这个领域的工作状态如同一只小蚂蚁在啃一块大骨头：科学家正一步步探索着这座神秘的宫殿，一点点啃噬着这块可造福于人类的宝藏，攻下一关，庆贺一番；啃下一块，抢而食之；科学家们既要有蚂蚁啃骨头、耐得住寂寞的“坐功”，又要有不顾斯文“抢食吃”的竞争意识。谁耐得住寂寞，持之以恒，谁就会有收获；谁的工作群体战斗力更高，竞争意识更强，谁的收获就会更加丰盛。（文/王芷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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