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本土科学帅才

    中国人类基因研究领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在与国际前沿作“等距离追踪”。实验室的试剂、设备、基因盒几乎都是“舶来品”。最早研究出来的一些治疗癌症的基因工程药物，针对的病症基因都是外国人的基因样本。我们人类基因除了不同人种之间的基因样本有差异外，同种人之间的基因也是有差异的。基因药物治疗强调的是个性化治疗，比照外国人的基因做出来的基因药物，对中国人来说无任何个性化可言。因此,做人类基因研究，首先要解决的是基因问题，对中国人类基因研究来讲就是要解决基因“本土化”的问题，也就是说要研究中国本土人的基因遗传信息，在掌握中国本土人类基因样本遗传信息的基础之上，针对其基因特点，才能设计、研制出适合中国人的个性化基因治疗方案和药物。余龙从事的正是这种中国人类基因 “本土化”的研究。余龙不但进行基因的“本土化”，而且在研究基因“本土化”的过程中，也经历了自己“本土化”学者的人生历程，一路成长为中国本土型科学帅才。

    余龙出生于贵州省的一个山村，中学毕业后应征入伍，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进部队后由于余龙训练刻苦，学习努力，从战士到文书、班长，一路进步很快。1974年，经过部队的逐级推荐和考试选拔，余龙进入第—军医大学学习,在军校受到了严格、系统的临床医学训练，由一名战士转变成为一名具有专业医学知识的军医。毕业后，余龙回到部队，开始了他的军医生涯。这期间，他转战祖国东西南北，每到一处总是竭尽全力，把自己所学知识奉献出来，为战士和驻地老百姓治病，受到部队指战员的一致好评。由于成绩突出，余龙所在卫生所被评为先进单位，受到通令嘉奖，余龙个人被授予“模范军医”称号，荣立三等功。在长期的实际工作中，由于知识的局限，在一些疑难病症面前余龙常感到束手无策，这使得他常常陷于痛苦之中。许多年后，在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节目中，作为东方之子的余龙谈到这一点时，还非常动情：“那时候，老百姓要看个病真是不容易，由于医术有限，有时只能眼看着病人痛苦地死去，每当这个时候，我都非常自责，恨自己回天无力……”讲到这儿，余龙眼睛里闪着泪光。正是这种自责使余龙下决心继续深造，他要对人类的疾病症结探个究竟！

余龙与他的学生们

    1982年，在余龙的多次请求下，经上级同意，他报考研究生并通过了入学考试，进入中山医科大学主修神经遗传病学。从此，余龙的命运发生了重大改变：硕士毕业后，他继续攻读博士，由一名军人转变成了一名学者。随着学业上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步步登高，分子遗传学进入了余龙的视野。20世纪80年代末，国外一些学者开始从分子水平——基因的角度来分析各种疾病的病因，中国学术界也从一些国际会议上带回了这方面的学术信息。当时中国的人类基因研究与国际同行水平差距甚大，国内能数出数的只有北京和上海的某些研究小组。其中又以上海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汇集了一批最早涉足国际人类基因研究计划的学者。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是我国遗传学奠基人谈家桢先生领导的研究机构，世界首例血友病B基因治疗就是由该所薛京伦教授做出来的，这一研究成果直到现在也在国际人类基因研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该所曾培养出大批人类基因研究领域的优秀人才，这些学者从复旦走向世界，再从世界带回新的信息。一个偶然的机会，余龙来到了复旦大学，被这里浓郁的学术气息所感染，他觉得这里就是他要找的探求人类疾病最后症结的理想之地。他马上作出决断：到复旦大学做博士论文。在征得双方导师同意后，1988年余龙作为中山大学和复旦大学共同培养的博士生，来到复旦大学遗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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