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险夜宿唐家山
翌日清晨，顾不上补充睡眠，我和姚润丰寻找着乘直升机前往唐家山堰塞湖的机会，但雨一直下，我们等了整整一个上午，也没有一架飞机起飞。下午１４时左右，雨终于停了，我们俩在绵阳机场停机坪外听到了直升机发动的声音，赶紧不顾一切地冲过去，在舱门将要关闭的那一刹那挤了上去。
这是我第一次乘坐直升机。绝不像有人想像的能坐上一次直升机有多新鲜，实际上机舱里连个座位都没有，大家都只能半蹲着，随着飞机的剧烈晃动而前仰后合、左倾右倒，你撞我我撞你，发动机和螺旋桨的轰鸣声震耳欲聋。——其实就是飞机中的“拖拉机”嘛，我心里说。
４０多分钟后，飞机抵达唐家山堰塞湖坝顶，从几米高的地方我们就一一往下跳。我一点坐直升机的经验都没有，看见下到地面上的人都马上蹲伏在地上，很是不解，等自己直挺挺跳下去后，才发现螺旋桨刮起的狂飙有如台风，我马上就被刮得摔了一个跟头，狂风卷起的小石子啪啪地打在我身上、脸上，生疼生疼。
因为夜里下了一场雨，堰塞坝上一地泥泞。我们顾不上坡陡路滑，从坝顶一步一步下到谷底抢险施工现场采访，然后从谷底再翻过堰顶，到背面抢险部队的宿营帐篷采访。堰上没有任何桌椅板凳，我和姚润丰就在帐篷里席地而坐，用双腿架起电脑赶写稿件。
传稿成了大问题。堰上只有中国移动临时架设的一个基站，只要同时有几个人在打电话，手机就怎么也拨不出去。我一遍一遍地坚持拨号，好不容易拨通了在成都的云南分社记者伍晓阳，我一字一句地念，伍晓阳一字一句地把全篇稿件重新敲入，传回总社。这篇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采写和发出的《唐家山堰塞湖遭遇抢险施工以来首场降雨》的特写，被１２０多家媒体采用。
堰上余震、滑坡不断，还随时有溃决的危险，因此在堰上过夜的记者不多，唐家山的夜晚还是其他媒体从未报道过的“独家视角”。我跟姚润丰商量，觉得应该把鲜为人知的唐家山之夜展现给广大的读者，新华社应该有这样的独家报道。
我和姚润丰毅然留在了堰上。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夜里，我们俩相互搀扶着探路前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遍整个堰坝，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堰塞湖之夜是一个沸腾的夜晚：专家们彻夜会商、抢险官兵挑灯夜战、战士们徒步背运油料上山……我们被这一个夜晚感动得心潮澎湃，一直忙碌到凌晨３点多钟才结束采访。
那一夜，我们俩同战士们挤在一顶低矮狭窄的军用帐篷里，头枕碎石，泥泞为席，听着帐篷外怒号的寒风，忍受着难熬的饥饿和蚊叮虫咬。在这样的险境之下，我的脑海里却思绪万千、文思泉涌，一篇洋洋4000言的长篇通讯《唐家山之夜》像是从心底奔涌而出。
子夜突击访撤离
30日傍晚，我和姚润丰从唐家山堰塞湖返回绵阳。我觉得自己快要撑不住了——连续３０多个小时，我基本上没有合过眼了。
“得打个盹儿，恢复点儿体力。”我这样想着，正迷迷糊糊要睡去，手机响了，一听竟是新华社总编辑何平同志直接打来的!
我赶紧使劲掐了掐自己的太阳穴，让自己迅速清醒过来，以便能听清楚何总的每一句话。何总在电话里指示：根据一些线索，为防范堰塞湖溃坝，绵阳市正在组织市民大规模避险撤离，务必要把这一情况摸准确，及时作出报道。
放下电话，我努力睁开快要抬不起的眼皮，冲了一把凉水澡，对姚润丰说：“走，去绵阳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什么事啊这么急，咱俩今天还没捞着一点东西吃呢，不能先找点东西吃再去？”他不解地问我。
“来不及了，只好委屈委屈咱俩的肚皮了。”我把何总的指示向他转述了一遍。他一听，马上进入了战斗状态。我们俩一边往“绵指”奔，一边打电话联络在绵阳的其他几路记者。
谁知在“绵指”的采访极不顺利，我们焦急地在这里泡了好几个小时，任我们磨破嘴皮，这里的干部就是不肯开口。想尽一切办法，我们好不容易才打通了绵阳市林副市长的电话。真是“神仙好见，小鬼难缠”，林副市长向我们详细地介绍了一些面上的情况。
这时，已时近午夜。我说：“我们还应该有现场的见闻。”我、姚润丰和肖春飞三人组成一个报道小组，群众连夜疏散撤离，我们就连夜追踪采访。我们请出租车司机领路，根据林副市长在电话里提供的线索，一个街区一个街区地实地查看，一个安置点一个安置点地采访，还从头到尾听完社区干部们的一个碰头会，结束采访已经是凌晨2点多钟了，我们又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顽强作风，连夜赶写出特写《群众进入梦乡
干部犹在忙碌——子夜目击绵阳唐家山堰塞湖避险疏散群众安置》和５０００多字的长篇通讯《生命至上 民生为重——唐家山堰塞湖避险大撤离决策前后》。
看着肖春飞、姚润丰熬得通红通红的双眼和满脸的疲惫，我对他们俩说：“我为新华社有你们这样把人民的利益和党的新闻事业看得高于一切的拼命三郎而自豪！”
我没告诉他们：我自己也连续４０多个小时没吃没睡了，只是在饿得实在顶不住时泡了一包方便面。
唐家山堰塞湖抢险第一阶段的报道，吴锦才副总编辑运筹帷幄，我的手机上收到他上百条的报道指令；几天时间里，我们报道组的几个人高速运转得像只陀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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