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也打了，骂也骂了，现在管不了了

    王新的家在新安所镇镇街边缘。邻居大都砌了高墙建了新房，相比之下，王家破旧的土坯墙黯然失色。院子里杂物遍地，苍蝇乱舞，屋子低矮昏暗，两只鸡在床上床下乱跳。

    王家只有两亩多地，一半种石榴一半种蔬菜，日子过得很艰难。王新的两个妹妹一个读五年级，另一个才刚会走路。

    王新两次将人打成重伤欠下的医药费更使这个家庭负重不堪。受害方亲属数次找上门来，王家只能一再低声下气赔礼道歉。一次王父实在无法，答应将土地抵给人家，母亲杨丽萍坚决不同意：我们已经当成没这个儿子了，两个女儿还要活下去。

    对于唯一的儿子，杨丽萍有一肚子委屈。

    她回忆，小学二三年级时，王新是很乖的，会帮父母做农活儿、卖菜。有一次杨丽萍因阑尾炎住院，王新把她送到医院后，又自己骑车去通知外婆，他那么小就知道心疼母亲，杨丽萍一直记得清清楚楚。

    但三四年级时，王新就“不学好”了。他开始在外边与“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厮混，学会了抽烟、打游戏，开始逃学，脾气也越来越暴躁。“我们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就是管不住。”

    到五六年级，王新经常对好心劝导他的老师拳脚相加。记者辗转联系到他的小学班主任，这位女教师拒绝接受采访，只托人转告了一句话：“我没有这种学生。”

    2005年王新小学毕业，说什么也不肯上学了。他对父母说，不读了，你们交了学费我也不去读。父母打骂无用，只能放任自流。

    自那以后，王新两三天才回一次家，换了衣服就走，很少留下来吃饭。父母根本不知道他做什么、在哪吃饭、在哪睡觉，王新也绝口不提。

    父亲责骂、发火只是加快了他离家的脚步。面对父母，王新通常只保持沉默。只有一次，父亲生气打破了王新房间的玻璃窗，这惹怒了他，王新开始与父亲顶嘴，两人越吵越凶，王新顺手从窗户里丢出一把刀来，险些伤到父亲的腿。

    上五年级的妹妹王霞也觉得哥哥越来越疏远陌生。她现在都记得小时候哥哥带她去游泳和捉蜻蜓的欢乐，而现在在路上遇见王新，她却不敢打招呼——看见王新和那些“头发染成黄色的人”在一起说笑，她觉得害怕。

    “经常有同学在我面前说，你哥哥收别人的‘保护费’，你哥哥就是那个‘刀郎’。”王霞说，“我恨他。”

    “最想念的人是我的‘朋友’”

    第二次进看守所令王新的父亲对他几近绝望。父亲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家里又不是对他不好，但他仍不为所动。

    他承认“对父母从未有过歉疚感”，“从没考虑过父母的将来”。

    过了一会儿，他补充道：“他们有我妹妹。”

    王新现在最想念的人是“朋友”们，他们是他“最信任的”、“关系最好”的人。

    被刑拘后，他只哭过一次，是指认现场的那天，隔着警车的窗子看见“朋友们”都来了，他“很感动”。

    要成为王新的朋友，得“讲义气”，得和他“玩得来”。“玩得来”是指“喜欢出来玩”。他在全镇有三四十个朋友，最好的大概有五六个。

    汤小峰、何广都属于他“最好的朋友”。他们整日生活在网吧、游戏厅、歌舞厅和酒吧之间。王新很喜欢每天与“朋友”们闲逛的日子，因为“很自由，无忧无虑地就过来了。”累了，去小宾馆睡一觉，没钱了，抓几个孩子收收“保护费”。毒瘾来时就三五个人一起找个隐蔽的地方打上一针。

    借刀给王新的“肥香肠”也是他的朋友。“肥香肠”比王新大一两岁，也辍学在家。第一次打交道是王新收“保护费”碰上“肥香肠”，“肥香肠”给了王新15元，他们就成了好朋友。后来他经常拿钱给王新，有时二三十，有时五六十。

    王新最喜欢的衣服是一件缀满亮片的白色外套，也是“朋友”购买送给他的，价格80多元。杨丽萍说，王新对朋友也出手大方。这个每天种菜卖菜的母亲无法理解儿子与“朋友”们之间的关系。

    一个细节给办案刑警何忠泰留下很深的印象：指认现场时，一些平时对警察唯恐避之不及的少年争相给王新送酸奶、送烟、送钱。

    何忠泰哭笑不得，说：“你人缘不错啊！”王新神态自若地回答：“还行吧！”

    也正是这些“朋友”将王新引向了毒品。“我在鞋厂打工时有一天朋友来找我玩，我问去哪儿，他们说去拿毒，我就说拿一点儿给我。钱不够，我就去‘收’了80元。”

    在鞋厂工作是王新第一次想认真赚钱的时候。第一次从看守所释放出来后，王新跟母亲说，家里的屋子太小了，屋后还有些空间，打算扩建一下。可只领过一次工资70多元后，有一天，杨丽萍听说王新在上班时“被几个骑摩托车的青年接走了”，便知道“完了”。

    果然，王新好几天后才回来，再没提过工作的事。他重新开始彻夜不归，变本加厉地去“收钱”。杨丽萍知道，这回她再也没法挽回儿子了。 （文中未成年人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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