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怎么想到练书法?
何:有时候想到一些事,心里很难受,很浮躁。练练书法,感觉有寄托,能平静心情。
新京报:会读一些书吗?
何:我经常看《民主与法制》,还有一些杂文。我希望能多了解一些这方面的东西。
新京报:在狱里还在继续申诉?
何:基本上每个月都在写,有时一个月能写好几遍,申诉现在是支撑我的一个信念。我还不断给报社和电台写信,希望他们能帮助我,让我的案子重新审判。
新京报:自己觉得可能性大吗?
何:一般终审的案子要重判很难,但是我一定会坚持。我没罪,不应该在狱里呆这么多年。
新京报:人生最好的几年在狱里度过,这种情绪怎么来排解?
何:这是一个太沉重的问题,我一般都避免去想,陷到这种情绪里会非常难受。如果实在不能不去想的话,我就看看那些40多岁被判了无期的人,他们的人生比我的还没有希望。
和许霆案比,我的要轻一些
新京报:你当初是怎么知道许霆这个案子的?
何:我是听收音机听到的。那时候许霆一审下来判的无期徒刑,和我一样。我觉得他的案子和我的很像,就一直非常关注,天天听收音机。
新京报:想到他的案子会对自己的案子产生影响吗?
何:我想也许会的,毕竟这个案子在审理中,如果二审的结果改变,也许我的结果也能改变。
新京报:你觉得你和许霆的案子谁更严重?
何:我的要轻一些。第一,我把钱还了。第二,我没有想过要逃跑。从这两点来说,我比他要轻。
新京报:前些天听到许霆案子二审被判5年,是什么样的感觉?
何:说实在话,失望大于兴奋。
失望的是,为什么我的案子发生在几年前,为什么我的案子发生在云南。如果我的案子也是现在,也发生在广东,我就不用坐这么多年的牢。
新京报:为什么这么想?你觉得许霆案子最后改判的原因是什么?
何:我觉得,一是他的案子在广东,那边经济发达,对事物的接受能力快。另外一个,是舆论环境的影响,最终他的案子能够改判。
新京报:他从无期到5年,是不是也让你看到了希望?
何:其实5年也不会让我太惊讶。在其他地方也有一个案子,那个人被判了10年,只有我是无期徒刑。有时候会觉得太不公平,为什么偏偏我是无期徒刑。
新京报:这个案子之后,你还做过什么?
何:我给报道许霆案子的广播电台写了一封信。信不是为我一个人写的,我把我们三个人的案子都写了一下。我们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都很年轻,年轻的时候难免把握不了。我在信里希望银行能够不要再出这样的错,也希望现在的年轻人能够以我们为教训。
新京报:现在你对自己案子重审,抱的希望大吗?
何:我只能说是喜忧参半。喜是因为许霆案让我这个案子重新被人关注,忧是觉得也许一切没有那么容易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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