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鄱阳湖都昌县新妙大坝段（10月31日摄）。受长江罕见低水位和江西境内降雨偏少的影响，9月份以来鄱阳湖一直持续低水位状况。截至10月31日，鄱阳湖星子站水位只有9.95米,比正常年份水位偏低1米，而鄱阳湖都昌站水位在10月14日仅达9.39米。持续的低水位造成近6万人饮水困难。新华社记者 宋振平 摄

    新华网北京１２月２０日电（记者李柯勇 郭远明 蔡祥荣）在我国遭遇１０年来最严重旱情的背景下，国务院办公厅上周发出了关于加强抗旱工作的通知。

    近些年来，旱灾波及的范围已远超出农业，不仅威胁我国粮食安全，而且造成数千万人口饮水困难，工业生产、生态环境受到直接影响，一般年景经济损失占全国ＧＤＰ的一个百分点以上。

    干旱缺水，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问题之一。然而“新华视点”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无论从硬件还是软件来看，我国目前都还没有做好迎接这一长期挑战的充分准备。

　　大旱加速向全国蔓延

    １２月初，人们惊讶地发现，我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平时动辄几千平方公里的浩瀚水面，竟然只剩了不足５０平方公里。这是有记载以来鄱阳湖最小的面积。祖辈居住湖边的江西省都昌县一位６０多岁的老人说：“自从出生我就没见过天这么干。”

    我国历史上旱灾频繁。翻开史料，自公元前２０６年至１９４９年，曾发生旱灾１０５６次，平均每两年一次。新中国成立后也多次发生大旱。然而，目前出现的新趋势却更加令人忧虑：以往旱灾多以华北、西北为主，而现在江南、华南、东北等传统多雨湿润地区也频繁发生严重旱情。

    今年早些时候，向来以雨量充沛著称的海南省上百座水库、山塘干涸，几十万人饮水困难。而被誉为“千河之省”的四川、素有“江城”之称的重庆，去年却发生了冬春夏秋四季连旱，严重程度更是百年不遇。

    “现在全国３１个省份没有一个不发生干旱的。”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抗旱一处处长张家团说，“近年来，很多地方都先后发生了严重旱情和灾情。”

    他说，自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我国旱灾频次明显加快，每３年就发生一次重旱甚至特大旱。旱情持续时间更长，跨季、跨年的旱灾越来越频繁。如华北大部分地区已连续１４年干旱，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是十分罕见的。

    旱灾造成的损失也呈加重趋势。张家团说，上世纪５０年代，全国每年因旱损失粮食４３．５亿公斤，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２．５％；９０年代，每年损失２０９亿公斤，占比４．４％；而自２０００年以来，每年损失升至３７０多亿公斤，占比已达到７％以上。

    今年，我国有５．９９亿亩农作物受旱，其中绝收５２３９万亩，因旱造成粮食损失３７３．６亿公斤。

    旱灾直接威胁着百姓用水安全，我国饮水困难群体数量一直居高不下。从“十五”以来，国家为保障百姓饮水安全每年投入几百亿元，但农村因旱造成饮水困难的人口平均每年都有将近３０００万，城市则有２０００多万人正常生活用水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在一些重旱区，有的群众一年中大半时间花在找水上。宁夏有的地方，农民要跑到５０多公里外去拉水。在内蒙古一些牧区，总共不到５０公斤的两桶水，最高涨到４０元。喝水尚难，更不要说发家致富了。农民因旱返贫、因旱致贫的人数每年都在增加。

    “旱灾给工业等行业造成的损失，大大高于给粮食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张家团说，“自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我国ＧＤＰ平均每年因旱损失１．１％，约为３０００亿元，重旱年份则高达２．５％－３．５％。”

    “根据有关专家分析，９０年代我国每年因旱造成的工业经济损失为２３００亿元，其中包括水力发电量减少、航运量缩小等。由此又给下游各种经济活动造成了多大损失？非常复杂，难以测算。”他说。

    生态环境因旱退化的现象更比比皆是。最近一个例子是漓江部分河段干涸，桂林驰名中外的“神象饮水”景观已丰韵不再。甘肃月牙泉萎缩、太湖蓝藻事件、全国因过度抽采地下水形成的漏斗区面积共达１８万平方公里，也无不与此相关。

　　我国抗旱能力严重不足

    大旱的成因，全球气候变暖首当其冲。近年来，不仅中国旱，中亚、欧洲、非洲、澳大利亚也都在旱。然而，接受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指出，除自然因素外，目前我国抗旱工作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较为突出的是抗旱基础设施严重滞后。从农业看，目前全国１８．５亿亩耕地，有灌溉条件的只有８．３亿多亩，其他５５％的耕地还完全靠天吃饭；而水浇地中大部分灌溉标准不高，老化失修严重，真正旱涝保收的只有２亿多亩。

    海南省“三防办”主任杨运暹说，导致海南旱灾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病险水库多，雨季时怕垮坝，只好低水位运行。水库蓄水不足，到旱时就不够用了。

    抗旱应急能力建设严重不足。应急备用水源缺乏，供水体系脆弱，使得很多城市应急抗旱能力薄弱、面对“水荒”十分被动。去年重庆綦江县旱灾，１５万居民饮水告急，差一点用火车皮拉水。最后县政府临时决定，新装一根管道，从远处的河里把水引过来。

    “抗旱保障能力很低。比如应急抗旱打井、灌溉的设备、物资储备严重不足，每到大旱来临时都极度紧缺，往往需要临时从外地组织调运，一运就是十天半个月，延误了时机。今年黑龙江三江平原大旱、２００３年的广东东部大旱都出现了这种问题。”张家团说。

    抗旱资金投入也严重不足。中央财政今年的抗旱投入是近年来最多的，也只有７．３亿元，难与旱灾造成的影响和损失相匹配。地方财政的抗旱投入更少。据国家防办掌握的资料，目前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省份财政预算中没有安排抗旱资金，只有少数几个省将此列入预算，一般也只有几百万元，大部分还是与防汛开支列在一起的。

　　建设“节水型社会”亟须总体规划

    我国是世界上旱灾影响和损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但长期以来，我国缺乏抗旱工作的总体规划。

    “现在不少地方抗旱短期行为非常突出。”张家团认为，“还停留在临时组织号召的阶段，一般就是开个会，临时派个工作组下去指导一下。抗旱决策和处置措施随意性大，缺乏长远考虑，有的还造成了大量重复建设和浪费。”

    对水资源盲目开发，各自为政，已是目前我国各级河流的共性问题。而靠水吃饭的，有航运、电力等多个部门，其中又分国家、地方和民营，性质、体制各异，谁都不希望自己的利益受到影响，管理协调难度很大。层层截水、无序引水的问题，在１９９７年甚至导致了黄河长时间的严重断流。

    “做好今后抗旱减灾很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加强以流域为单元的抗旱水源的统一管理和调度。”张家团说。

    今年２月，重庆因旱发生供水危机，嘉陵江７个自来水厂的取水口取不到水，受影响居民达１２０万人。国家防办发现，嘉陵江上游有多个电站在截流蓄水，由于缺乏抗旱水源的统一管理调度机制，加剧了这次危机。后经多方紧急协调，水电站加大泄量，才缓解了下游的困局。

    更深层的问题是，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正恶化着水资源短缺的局面：一方面天旱少水，另一方面又在大量浪费水源。因工业排放造成水污染的案例，近年来屡见不鲜。而大水漫灌的落后灌溉方式仍在农业中广泛使用，水资源利用效率不高，在同等灌溉水量下，粮食产量仅为发达国家水平的一半。

    目前，全社会还没有对水资源短缺形成真正的危机意识，这是我国抗旱工作各种弊端的总根源。专家提醒人们，水资源已是我国发展不得不统筹考虑的约束性条件之一，建设“节水型社会”必须及早进入实质推进阶段。（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