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人类学是“文化救险”的一种方式。近年来，影视人类学以鲜明的学术性、探讨性、全方位性，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引起震撼。

    中国是世界上民族众多的国家之一。20世纪50年代初期，国家在进行大规模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历史调查期间，有民族学家提出利用电影来记录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的建议，得到中央的支持，将拍摄故事片的部分经费节省下来，用于拍摄少数民族纪录片。1957年至1966年间，有关单位合作拍摄了新中国第一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简称“中国民族志影片”），它们记录了50年前中国部分少数民族的生活状态，包括生产、节庆、婚葬、建筑等，是后人研究这些民族的珍贵资料，这批影片成为了中国人类学电影的开山之作，受到了国际影视人类学界的高度评价和重视。

    上世纪70年代，由于受“文革”的影响，许多民族人类学片的拍摄计划未能实现。近几年来，影视人类学有了较快发展，但民族志影片仍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即使在今天电影研究和评论已经很活跃的时候，关注者也不多。

    “目前，在全球化、现代化大潮的冲击下，民族文化的生存空间日益被压缩。社会变迁中已经很难保留原汁原味的文化。”杨国才说，影像、视觉的力量是巨大的，常常带有主流文化的话语权和思维定式，而且影响深刻，民族文化在此语境下被误解和误导，从而导致少数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青少年对自己的文化产生困惑，以致最后认同那些对本文化的误读，长此以往，他们的历史文化记忆将变得模糊，乃至忘记，最后消失。因此，抢救性地记录少数民族正在变迁的社会文化，刻不容缓。

    在上世纪拍摄的15部民族志影片中，有9部是在拥有25个少数民族的云南拍摄的。1994年，云南大学成立了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这也是亚洲第一个影视人类学研究所，1999年，得到德国大众基金会的资助。但目前，东亚所与德国的合作项目已经结束，缺乏拍摄资金。此次联名呼吁的云南省人大代表在建议中说，如果“云南影视人类学影片基金”得以成立，将每年资助国内15名影视人类学工作者，并建一个影视人类学资料片库。“从短期来看，这些影片或许不能创造高额的产值，但是，少数民族文化是不可再生的资源，是我们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基因库，时间越久越体现出它的价值。”杨国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