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作为皇朝贡品起始于清雍正年间，历史上，普茶唐宋以来就销往西藏，以后历代皇朝常用普洱茶同藏区交换马匹，普洱茶开拓了茶马互市。普洱茶有了稳定的销路和市场，需求量增多，加工技术得到提高，便促进了普洱茶生产的发展。公元1644年清朝建立，清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清王朝的统治势力到达云南，雍正皇帝指派满族心腹大臣鄂尔泰出任云南总督。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鄂尔泰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的统治政策（废司、设官府、置流宫、驻军队、加强行政统治）。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设置普洱府治，同年在思茅设立宫办的茶叶总店，指派“通判”官员亲自掌管总茶店。

    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设置“思茅厅”，辖车里、六顺、倚邦、易武、勐腊、勐遮、勐阿、勐龙、橄榄坝九土司及悠乐土月共八勐地方，裁思茅“通判”，悠乐同知移往思茅，改称思茅同知，六大茶山均在思茅厅辖区内，于是普洱府的思茅厅成了普洱茶的购销集散中心，集市贸易十分繁荣。清代学者倪蜕《滇云历年志（卷二）》对普洱茶和普洱贡茶记载颇为详尽：“雍正七年，总督鄂尔泰设总茶店于思茅，以通判司其事，六大山产茶。向系商民在彼地坐放收发，各贩于普洱，上纳税转行，由来久矣。至是以商民盘剥生事，议设总茶店以笼其利权。于是通判朱绣上议，将新旧商民悉行驱逐，逗留复入者俱枷责押回，其茶今茶户尽户数运至总店，领给价值，私相买卖者罪之，稽查严密，民甚难堪。又商贩先价后茶，通融得济，官民交易，缓急不通。且茶山之于思茅，自数十里至千余里不止，近者且有交收守候之苦。人设使费繁多，轻戥重秤，又所难免。然则百斤之价，得半而止矣。若夫远户，经日往来，小货零星无几。加以如前弊孔，能不空手而归？小民生生之计，只有此茶。不以为资，又以何累，何况文官责之以贡茶，武官挟之以生息。则截其根，赭其山，是亦事之出于莫可如何者也。短短数百言，说出了官吏奸商盘剥茶农，推行变相的茶叶统购专卖的土政策，不许私相买卖，独笼其利，剥削山民，百姓痛苦不堪的情景；清代学者倪蜕《滇云历年志》中也道出了云贵总督鄂尔泰为报清朝廷之恩和以图博得皇上欢心，于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在思茅设总茶店，由普洱府思茅通判管理，推进岁进茶芽制，选取最好的普洱茶进贡北京，这是史籍对普洱茶列为贡茶的最早记录。至此可以推断，普洱茶始贡于鄂尔泰推行“改土归流”时期，岁贡于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

    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的官方文告《禁压买官茶告渝》中已有“每年应办贡茶，系动公件银两，发交思茅通判承领办送”等语，可知那时每年进贡清官普洱茶，是在思茅采办的。普洱茶的声名远播，除因自身特有的品种、品类和品质特征外，与其历史上早就被列为贡茶不无关系，可以说，在普洱茶的发展过程中，作为贡茶时期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而细细考究，普洱贡茶的历史也一如普洱茶的历史一样神秘、引人入胜，一样的精深而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