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存在部门林立、“官满为患”的现象早有所耳闻,不过,看了昨日（16日）《人民日报》就此开展的调查,仍使我吃惊不小。所调查的5所重点大学中,部门最少的27个,最多的40个。西北大学2300多名教职工中,专职教师仅1200多人,校级管理部门和各院系处级以上干部共有300人左右；而吉林大学校级领导共11人,另有校长助理10人,全校正处级以上干部223人,副处级以上干部538人。

    据有关专家说,目前我国的重点大学,校级领导一般有10—15名,处级干部一般在300人以上。这样说来,高校“官满为患”的现象的确比较普遍,且有渐趋加重之势,人们所谓“校级领导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并非无的放矢。

    讨论高校“官满为患”及其出路问题,虽然现实而迫切,但在外人看来,也许是一件十分荒唐而可笑的事。教育机构有行政级别,大约是一个很具“中国特色”的景观；至今人们还能不断地从媒体上见到,某某被任命为某大学校长或党委书记,后面一定会带着一个同样很具“中国特色”的括号,这括号里标明的就是该人的行政级别。如此郑重其事地强调高校主要领导的行政级别,要高校领导不把自己当“官”看固然难,要高校领导不把校长书记当“官”做也难,如不改变这种体制,要解决高校“官满为患”的问题就更难。

    在我看来,只有先解决“一走廊”的问题,才有可能着手解决“一礼堂”与“一操场”的问题,否则,相关改革就可能遭遇是否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的质疑。有人从政府机构的“大部制”改革受到启发,以为高校同样需要搞“大部制”改革,才能解决高校部门林立、“官满为患”的问题。这种主张看到了行政与高校在改革对象上的共性,但所谓厘清管理职能,精简机构和冗员,提高效率,压缩成本,乃是一切科学管理的要义,不必都穿上“大部制”的时髦外衣。与此同时,以行政系统的“大部制”改革移植到高校,也可能落入难以自拔的陷阱。毕竟,政府与高校是不同性质的组织,有各自的内在规律,若以行政(改革)思维主导高校改革,首先就是对行政权力主导高校这一现实的肯定,而这种肯定恰恰是高校“官满为患”的观念基础和体制基础。

    高校“官满为患”的出路何在?不在高校行政权力的整合或重组,而在学术权力的强化与行政权力的淡化。倘若学术权力不能主导高校及其改革,高校行政化的趋势就不可能遏制,当“官”的就一定比当教授的吃香,热衷于当“官”的人就一定比潜心向学、忠于传道授业的人多。这样下去,人们就可能会发现一个“奇迹”:高校除了有师生之谓外,与政府并没有大的不同,“学场”与“官场”于是乎“同流”。(滕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