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人戴孝庆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其犯罪所得赃款、赃物予以追缴……”去年11月27日，随着审判长的宣判，被告席上的戴孝庆一下子瘫坐在了椅子上。此案经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戴孝庆在担任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贿赂人民币13万余元、美金2000元、手机两部，共计15万余元，已构成受贿罪。鉴于戴孝庆主动交待了自己的受贿事实，有悔罪表现，法院依法予以减轻处罚，遂作出了如上判决。（2008年2月25日人民网转自《重庆商报》）
应该说，贪官戴孝庆和其他更大的贪官相比，只能算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贪官”，其犯罪轨迹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犯罪手段也没有什么“过人”之招，但是有一个细节很耐人寻味：一个社会主义学院的领导者，居然“法制意识淡薄”（戴孝庆语），而且2003年，就在戴孝庆去市委党校干部班学习期间，他还收下了王某送来的感谢费1万元。其胆子可谓太大了！
当然，戴孝庆的胆子也是一步步“练”出来的。从开始接受一部价值3000余元的摩托罗拉手机的“胆怯”，到直接收受5万元现金的“坦然”，包括他在任期间其他得益于他手中权力的“报恩”者刘某免费帮他搞家装、买家电、家具等以及王某送的价值6000元的摩托罗拉手机等，戴孝庆可谓经历了一道道“权钱交易”的磨炼，以致于在市委党校干部班学习期间也敢收受贿赂。而对于另一个渴望承接工程的建筑商5000元贿赂和一套金利来西服，因事情没办成，戴将钱物退还。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戴孝庆是一个既“胆大”又“心细”，也很讲“原则”的人。真不愧是社会主义学院的副院长，对“等价交换”这一经济学规律，堪称运用自如。
戴孝庆在干部部学习期间仍受贿的“胆子”养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源自于权力惯性。因为他于1997年11月底担任了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主持学院全面工作，对该学院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负有领导、管理的职权和职责。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工程建筑商们看重的就是我的权力、我的职务，如果我不是院长，他们是不会送钱的……”只可惜，当戴孝庆明白这一点时，一切都晚了，他已经倒在了金钱下，沦为了金钱和工程建筑商们的俘虏。不受监督和监控的权力，给了戴孝庆一步步走向深渊的机会和可能，也使得其胆子越来越大。
权力向来都是一把双刃剑，关键要看用在谁的手中和如何去使用。可是不管怎样，都不能没有监督和约束。试想，如果戴孝庆在行使职权的时候，不是他一人说了算，试图投机的工程建筑商就不可能将目标锁定在他身上；而如果当他在收受第一笔贿款和赃物时，就有人发现并断喝一声：“手莫伸”，也就不至于会有下面的一而再、再而三的“照顾”别人和“收受”贿款和赃物了。因此，加强对领导者权力运用的监督和监管，既是干部人事制度建设的需要，也是保护和爱护干部的需要。党和国家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不能让他在拥有了权力之后，便轻易地毁掉。
戴孝庆在市委党校干部班学习期间仍受贿，实在是胆子太大了。但是，身为一个满嘴仁义道德和社会主义学说的领导干部，辜负党的教诲，无视国家法律，羞辱的绝不仅仅是其一人。戴孝庆曾称，“我是因为法制观念淡薄才犯了错。监狱中，我生了三次病，是党组织没有放弃我，常派人探望，我才有信心重新站起来。在狱中我学习了党的十七大精神，希望有机会再为重庆建设出点儿力。”他的这一番忏悔其实也给党组织敲响了警钟：关心爱护干部要立足于平时，千万不能等干部进了班房时再去关心爱护，就显得为时已晚了。对干部的教育和管理，尤其对手握重权的领导干部，更要做到细、实、全。所谓细，就是要细致，不能大而化之，更不能不闻不问。所谓实，就是要求真务实，不搞假大空等形而上学的东西，要立足于解决领导干部的思想和立场问题。所谓全，就是要全面，在教育上，既要加强对领导干部业务知识和理论知识的教育，也要加强对法律法规方面知识的教育，真正使干部学法、懂法、信法、守法、用法；在监督管理上，既要管好八小时之内，更要管好八小时之外，要布下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天罗地网”，使腐败分子无处藏身。
领导干部能够在党校干部班学习，机会一般不是太多的，按照老百姓的理解，通常是有了一定的级别，并且可能准备提拔重用的领导者，才会有此“殊荣”。但是，戴孝庆非但不珍惜组织上给予的机会，反而明目张胆地在学习期间受贿，给了自己也给了组织上一记重重的耳光：党培养了你这么多年，你拿什么来回报；组织上在培养和使用干部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看看对象的素质到底怎么样呢？干部的考核评价是不是真的考实、考准了呢？
一个人，一步步成长为领导干部，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和社会，都要付出很大的努力；而一个领导干部，一步步走向腐败乃至犯罪，损害和败坏的不仅仅是个人的荣誉和生命，而是党的形象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常言道，“防微杜渐”，只有立足于平时，在小事、小节上加强防范，才不至于酿成大错，形成重罪。每一个干部倒下了，都要引起足够的惊醒和警醒，前腐后继就不是一时的痛苦和辛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