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文庄初期

    掌握了我们的侦查路线

    新京报：举报是针对药品注册司和曹文庄的？

    张：对，大多是业内人士。在医药这个圈子里，有些明摆的事，圈里人都知道，大部分企业都在做国外过了专利保护期的仿制药，而不是搞研发。这个批下来了，那个没批下来，有人就会估计是这个花了钱。

    在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和药品注册司就是两个权力最大的司。郝和平甚至都说，你们该去查注册司啊，那里权力最大啊。

    新京报：曹文庄案，和你办过的那些案子相比，有没有特殊性？

    张：除了级别高、时间跨度长，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曹文庄案是西城反贪局历史上第一次在初查阶段就开始了和对手的公开较量。

    反贪局在侦查期间必须高度保密，但意想不到的是，曹文庄在我们侦查初期，就已经得知了这一情况，甚至掌握了我们的侦查路线。

    新京报：他怎么知道你们在查他？

    张：可能是查处了郝和平之后，曹就开始有了很强的防范逃避意识。

    那段时间，他的社会交往变得很少，生活很规律。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他知道了我们要去调查那些跟他接触频繁的企业，结果我们到东北时，要找的人全都出国去了，到广东也一样。这非常反常。

    新京报：当时你们的侦查思路是怎样的？

    张：我们开始侦查时，以为是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启动的。所以和过去一样，用通常的做法，从外围入手去取证。

    我们发现了他在昌平的两处别墅，贷款买的，仅月供就要几万元。我们查后，他在最短的时间内，做了房产公证，说房子是他的亲戚们凑钱买的。

    曹文庄有手腕

    接触过他的人很怕他

    新京报：有反侦查能力，这是不是和曹文庄的个人经历有关？他是你在中国政法大学的校友，博士论文写的就是《论受贿罪的犯罪构成》。

    张：曹的法律知识完备，智商高、作案隐蔽性强，具备反侦查能力，做事果断，比较有手腕，接触过他的人甚至都很怕他，这在机关中并不常见。

    我们还从他的属相、血型、成长经历推断，他是个很自信的人，仕途非常顺，在领导身边工作过，后又进了人事部门，考虑问题应该比较严谨、全面。

    但他出生在农村，家庭环境并不好，应该会比较传统和尽孝。后来证实赃款的去向，确实一部分拿回家给了父母。

    新京报：和这样一个对手过招，初查取证就被发觉，怎么办？

    张：保密是我们侦查的生命线啊，保密的优势没有了，我们的初查就陷入僵局。带隐蔽性的调查变成公开的对决。

    这期间，曹文庄两次秘密转移了办公室里的赃物，甚至设计好了逃脱路线。

    新京报：这些前期你们都不知道？

    张：我们从2005年8月开始调查，到10月份，曹文庄突然公开向药监局纪检部门反映，说我们去他爱人的公司做了调查。他爱人的公司在朝阳区，他认为这不符合检察院指定管辖的规定。

    而且他提出，我们的调查针对他，他希望能借助单位的力量来澄清。这让我们非常吃惊，意味着我们前期的调查，已经全部暴露了。

    如果说10月之前大家只是有感觉，曹做的这件事，等于是把窗户纸捅破了。

    我压力很大

    早上离家都忘了锁门

    新京报：你说过，曹文庄是你这么多年来遇到的最顽固的一个对手，案子是“硬磕”下来的。当初查3个月之后没有任何进展时，你在想什么？

    张：我当时想的“必须”，比想的“万一”要多。

    压力大啊，我这么仔细的人，有一天早上出门，连门都忘了锁。晚上回家，顺手一推，门是开的，我当时一身汗就下来了。

    新京报：真的“磕”不下来怎么办？

    张：“磕”不下来怎么办？不敢想。

    我只知道，曹肯定有问题。我们也要吃药，查了这个案子，才知道药为什么这么贵，公关费都含在里面。

    陷入绝境时，我们决定调整思路，由事到人没法突破，就转为由人到事。这时一个在举报人口中反复出现的名字，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新京报：你说的是中国药学会咨询培训部主任刘玉辉？

    张：对。调查发现，曹文庄从不直接收钱。

    刘自己控股了两三家企业，每个月资金到账几百万，但资金来源不明。他给曹文庄办的价值3万元的某网球俱乐部会员卡，也涉嫌行贿。

    曹文庄也曾经退过钱。比如有第三人在场时送的钱，这样的钱可以当作证据，他不收；还有以快件或邮递方式寄的银行卡，他也不收。

    一对一的贿款，存在无法证明的可能，被他视为是安全的。

    新京报：据说是你亲自去抓捕的刘玉辉？

    张：他是我们最重要的一张牌啊。开始非常担心这个人在我们向上级申请启动案件时失控。

    前年11月初吧，我带着5个侦查员开着3辆车，到北京一个小区蹲守，守了十几个小时。午夜12点，我让其他侦查员去便利店泡方便面时，刘的灰色尼桑轿车突然出现了。没等侦查员来得及就位，他就在小区里兜了一小圈后突然加大油门冲出小区。

    我只能自己跟上去啊，同时在电台里指示侦查员尽快跟上。凌晨两点，我跟着他进了另一个小区，看他进了一栋6层的楼房。最终锁定了他的位置。

    办案子时会有莫名电话频繁打进来

    新京报：控制了刘玉辉后，开始突破曹文庄了吧？

    张：我们一抓住刘玉辉，曹文庄就跟霜打了似的，一下子快崩溃了。

    口子找到了，怎么撕开？事也查清了，怎么让刘张嘴？我们的预审组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提审刘玉辉，同一个问题审几次，比较口供的真实性和矛盾点，再从中寻找突破口。

    最后他供述了为一些制药企业当掮客，对曹文庄行贿的犯罪事实，仅通过他的手，就向曹行贿110万元。

    新京报：你提审过曹文庄吗？

    张：这个案子到2006年1月25日立了案，开始预审。曹文庄到提审阶段仍不放弃。

    我提审他时，他说知道错了，一定好好回忆，但回避谈细节。不谈细节，就不能作为证词。

    我们向他出示掌握的证据，他有时交代，有时不交代，有时还翻供。他是个很聪明的人，讯问是心理的较量。

    但最后的录音录像显示，他交代的所有细节都和刘玉辉的吻合。

    新京报：也有人不希望看到曹文庄出事吧？

    张：那当然，有些企业逃避调查，有的通过各种渠道来说情甚至恐吓。所以，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曹一个人，还有支持他的一批企业，查处了药品，经济上的损失是巨大的。

    新京报：他们一般通过什么渠道来说情或者恐吓？

    张：他们会以举报的名义来摸我们的底，给我们的调查人员设鸿门宴，希望我们的队伍被怀疑。

    为了获取证据，我们和举报人秘密见面，但举报人的真实身份和意图，有时并不能完全控制。我们立了个规矩，问题可以谈，饭坚决不能吃。

    新京报：侦查中你是否遇到过危险？

    张：敢直接威胁我的还并不多，不过危险都是潜在的。

    我们的一个干部在调查一名保卫干部时，对方突然拔出了手枪。我们有一次去调查一个证人，他因为几次被绑架，我们冲进去时，他床底下的猎枪已经上了膛。

    在药监局的案子中，莫名的电话会频繁进来。有时我刚进办公室，或者刚到家，电话就来了，接听，没人说话，我宁愿相信这都是巧合。我们也经常会被跟踪。

    办案时，请吃饭、送礼、甚至拿包钱摔在桌上的都有。我们每个案子都有个质量跟踪卡，由我们院里的纪检监察部门对我们进行考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