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日报》刊登的中国政法大学教师方鹏的文章指出，在性贿赂泛滥的社会现实之下，将其入罪具有必要性和迫切性，而性贿赂行为已经具备了入罪条件，将之入罪是大势所趋。（2007年11月27日新华网）

    方鹏立论的主要理由，是性贿赂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而其他方式又不足以进行遏制，所以应该设立性贿赂罪。如果确立一项罪名仅仅依据这两个条件，那么，性贿赂确实应该入罪。但是，确立一项新罪名，不但要看应不应该，而且主要是看能不能施行。

    从性交易的特性来看，即使性贿赂入罪，在实践中也是很难实施的。在笔者看来，如果性贿赂罪名真的在某一天确立了，也是徒有其名，很难在司法实践中判决这样的案例。

    从执法的操作层面来看，性贿赂罪的取证很难。两人私下里的性交易，外人怎么知道？如果怀疑某两个人有性贿赂嫌疑，就可以安装摄像设备吗？合法地安装取证设备，应该办理合法的手续吧？但是，如果两个人在私人住所进行性交易，能够随意到别人家里安装取证设备吗？

    即使两人被抓现行了，但是两人都说是自愿的，该怎么处理呢？即使两人都承认做了性交易，但是，物证呢？司法上重口供，但是不轻信口供，没有物证这个有力证据，应该很难定罪吧？如果要取得“铁证”，就要提取液体做证据，抓现行的还可以，事后发现的怎么办呢？

    从立法的后果来看，“性贿赂罪”的负面影响很大。“性贿赂罪”取证难，真正能够被治罪的人是极少数。如果知道一项罪名很难施行而硬要确立，那么这显然只是一种姿态罢了。而如果确立的罪名实践中很难施行，那么这肯定就会损害法律尊严，浪费立法成本。

    也许有人会说，取证有什么难的，“堵门捉奸”或者“破门抓嫖”不就行了。但是，用违法方式取得的证据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更重要的是，用一种违法行为去制止另一种违法行为，我们的法治秩序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建立起来呢？

    性行为构成的犯罪，用法言法语来说，就是一方违反了另一方的意志，侵犯了他人的性自由，这贯彻的身体自由原则。所以，只有强奸和猥亵等少数强制行为，才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公认为性犯罪。

    出现一种社会现象，就要确立相应罪名，好像非常时髦。就如之前有人提出设立“见死不救罪”一样，既背离了社会现实，又使法律过多的干预了社会生活。法律只是社会的最后一道屏障，除了法律，我们还可以用道德、礼仪、习俗规范每个人的生活。一个社会里罪名太多，老百姓动辄获罪，这种生存环境，恐怕不是我们期望的法治社会。（天峰沸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