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子民 毕文昌

    梁：今年国庆长假期间，安徽阜阳市封存了80％的公车。当地官员估算，封车7天，一辆车能节省油费245元左右,全市封存5000多辆车，可节约120多万元，这还不算司机的加班费和车辆维护费。对这件事的评价，网上有争论。我总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毕：节日暂时封存公车，不是新鲜事。据我所知，长治、昆明等城市，也有类似做法。去年11月，北京举办中非合作论坛高层峰会，中央机关50％的公车、北京市机关80％的公车不准上路，严重堵车的北京城，交通一下子顺畅了，也没有影响党政机关的正常运转。

    梁：这些情况都说明，中国公车的数量实在太多了。到底有多少？我见过几个数据，财政部门的说法是180万辆，但很多人认为低估了。一般认为，上世纪90年代末达到350万辆，2004年已经超过400万辆。现在只会更多。车辆的采购和运转，是中国财政支出增长最快的大项目。

    毕：公车的说法比较宽泛。行政、执法部门履行公务的车辆是公车，官员的专车也是公车。真正的弊端是享用专车的官员太多了。

    梁：在实行民主宪政的国家，有资格享受专车的只是数量极少的要员，比如总统、总理、议长、内阁部长。更多的官员享用专车，议会通不过，舆论也通不过。所以公务员驾驶私车上下班是常态。在中国，按照国家规定，给省部级副职以上领导干部配备专车，已经宽多了。但达到这个级别的在职领导干部，不过数千人而已。实际上，大量的司局地市级领导干部，乃至县级、乡级领导干部，都在享用专车。这些车名义上只是单位的公车，实际上是领导干部的专车，并且配有专职司机。这就使中国官车的数量多达百万辆以上，不但成为世界之最，而且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官车数量的总和。

    毕：官车太多，必然滋生腐败。有人对一些地方官车的使用情况做过调查，大约官员办公务占三分之一，官员办私事占三分之一，司机办私事占三分之一。公车的工作效率只有出租车的五分之一，运输成本却比出租车高10倍。2006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刘满仓和政协委员刘光复提到，每年各级政府官员公车私用达2000多亿元，几乎等于国防开支，超过教育经费。

    梁：我不是一般地反对官车。国家领导人、政府部长、省长，配备专车是必要的。共产党在战争年代，也不是绝对平均主义。当时没有汽车，靠马匹代步，只有达到一定级别的干部，才有资格骑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汽车很少，那时自行车也是公车。最近我读到一本黄光耀的回忆录。他是陕北人，1950年担任孝义县公安局长。上任以前，领导批准他骑公家进口的三枪牌自行车回老家探亲。两天骑了几百里，他还是很高兴。现在，自行车已经从公车行列里彻底退出。我认为，随着中国汽车价格的降低和官员薪金的提高，轿车的主体也应当由公有官坐变为私有私养，卸掉这个沉重的财政包袱。

    毕：治理官车膨胀，不但关乎廉政，关乎社会公正，而且关乎环境保护。十七大已将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相提并论。大幅度削减官车，乃是生态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虽然不论公车、私车，都是汽车，都要烧汽油，都会污染环境，增加温室效应，但公车和私车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差别却很大。香港私人轿车并不少，但人们轻易不愿开车上街，而是首选地铁，因为市区停车费太贵了。北京堵车现象越来越严重，政府采取公交优先的对策。高级官员也就是在无车日那天乘一回公交车，做个样子罢了。而私车车主不同。新的地铁线路一通，马上有人放弃自驾汽车，改乘地铁上班。有人把车开到郊外地铁车站，换乘地铁上班。还有人想到拼车。不论是为了省油钱，还是为了省时间，私家车车主都会精打细算。而坐公车的官员，肯动这个脑筋吗？

    梁：最近几年，中国火车六次提速，许多大城市之间已经朝发夕至。但乘火车的高级官员却越来越少了。周边省市的领导干部到北京，基本上都是开专车，成本比火车高得多。他们也不可能算这笔账。

    毕：过去，不论是骑马，还是骑自行车，领导干部优先一些，也不会影响生态环境。汽车时代就不同了。这项发明诞生以来，就是一柄双刃剑，既给人类带来了舒适和效率，也给环境带来了隐忧。中国是一个生态环境相对脆弱的国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享受汽车文化，我们并没有底。目前中国已经从自行车大国步入汽车大国行列，为了落实生态文明建设，是把大幅度削减公车提上政府议事日程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