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嫌挪用公司巨额资金的犯罪嫌疑人张帆，在被某地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时，当地政府竟以其系该县一个项目的招商引资者、需要出席奠基仪式为由，向检察机关申请对其取保候审。张帆被检察机关“从大局出发”取保候审后，在奠基仪式上居然与市县主要领导同坐主席台，并在会后把酒共饮。此外，取保候审的张帆还被政府聘请为招商引资顾问。

    这一“从大局出发”的“果断决定”，在检察院看来，“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和法律效果”。不过，法律界权威人士却认为，政府对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其行为及申请理由均不符合法律规定，是滥用行政权力干预司法的行为。”“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后也不应参加公务活动。”可见，所谓的“良好的社会和法律效果”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谎言而已。

    那么，为什么这样一种滥用公权的行为，会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导干部中形成如此广泛的共识呢？我看，根本原因在于一些地方官员在“大局观”的认识上出了偏差。

    何谓“大局”？任仲平的评论中曾指出：“凡是涉及全局的事，涉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涉及国家命运前途的事，就是大局。”我想，领导干部应该持有什么样的“大局观”，主要有两个基本要求：一是以代表群众根本利益和国家前途命运为根本目标；二是以不违反党纪国法社会公德为底线。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将所从事的工作看作是整个事业的组成部分，跳出一时一地的局限，在党纪国法的约束下，服从服务于大局，而不能目光短浅，急功近利，心胸狭窄，以邻为壑，只谋一地一己之利。

    对照这一标准，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地方领导干部的“大局观”恰恰不是这样。表面上看，他们关注的是招商引资、发展经济的大局，实际上更在乎的是自己的政绩与前程。正是在这样一种功利欲望的驱动下，他们才敢于让手中的公权越界，突破党纪国法的底线。他们所维护的“大局”，显然不是科学发展观的大局，不是党纪国法的大局，更不是群众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大局，而是一些领导干部个人政绩与前程的“大局”。

    将“大局”当作公权滥用的挡箭牌，这样的现象在各地也频有发生。比如，前不久，某县给外地客商以“本地开车违法不罚款、娱乐场所消费不受查、子女就学不审核”等12项“超国民待遇”，同样是畸形“大局观”下的产物。

    公权突破法律底线，招商引资重于社会和谐，个人前程高于国计民生，领导意愿畅通无阻，诸如此类的权力乱相与科学发展观无疑是背道而驰的。由此，笔者认为，加强教育，让领导干部们树立正确的“大局观”，是时候了。(卢荻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