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老百姓对于教育、医疗和住房问题的不满日益高涨，媒体对此的批评也越来越多，可问题似乎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于是，大多数的民意认为：是医疗、教育和住房制度改革，导致了医院、学校和房地产开发商“一切向钱看”。加上知识界的鼓噪，一时间要求政府强力干预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政府的行业主管部门的表现，极其顺应民意。我们频繁地看到和听到教育、卫生和建设主管部门的高官挺身而出，向底层民众表达来自官方的高调同情，并强烈谴责学校、医院和开发商（主要是民营学校、民营医院和私营开发商）唯利是图、利欲熏心；之后便是行业主管部门加强管理（通常还伴有严厉打击）的强烈意愿；最后便是一连串苦衷和无奈：权力有限，人力财力严重匮乏，难以完成上述为民做主的高尚目标。言下之意：国务院应当（必须）给他们更多的行政权限，财政应当再多拨几笔专门预算，当然，最好再增设几个局级以上的办事机构……

    有一个事实，他们没有以同样慷慨激昂的语调告诉老百姓，其实绝大多数受到他们批判的唯利是图、利欲熏心的学校、医院和开放商，正是直接受他们管辖的国有企事业单位。另一个事实也需要顺便提一下，最近几年，在教育、卫生直至能源、基础建设等领域，正在上演的“改革”是一场持续的“民退国进”，民营医院和民营学校的生存空间日渐逼仄，而不是像那些“医改教改失败”论者所描述的那种可怕的大规模私有化。

    改革开放快30年了，国人的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过有一种思维定式却丝毫没有改变。即，因为某一事务事关大多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所以政府就应当格外加强管理，出台专门的法律、规章、制度、文件，最好干脆政府自己直接去从事。

    依我看，上述话语背后隐含了三个前提：第一，政府是绝对公正无私的；第二，政府是全知全能的；第三，政府的作为是不会产生任何代价和成本的。

    可惜的是，审慎推敲之下，这三个前提一个都站不住脚。政府的绝对公正无私是现代民主社会的一种理想，而远非现实。组成各级政府的人的缺陷，决定了政府不可能完美无缺。况且，作为一个总体的政府，是由许许多多部门组成的，部门会有自己的利益诉求、自身的小目标。很多时候，它们与政府的全局利益诉求和大目标并不完全吻合。正因为这样，同一个政府的不同部门之间，经常会发生尖锐的矛盾。至于政府全知全能的假设，则早就被计划经济实践的失败证明是谬误的。而政府行为高效和无成本的想法，也显而易见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任何一项政策都不能让所有人受益，好的政策往往是利益各方激烈角逐后达成的折衷与妥协。

    对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事务，政府应加强监管，这点我丝毫不反对。不过，作为政府，这种监管应当是提供公共产品、监督市场主体行为的“服务式”监管，而不是以行政权力干预、甚至直接介入市场的“命令式”监管。

    拿房地产来说，我认为，政府眼下应该做的最迫切的事情有两件：一是加强对土地批租和房地产商品销售过程中的透明化制度的建设和监督；二是加快低收入家庭的住房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例如，尽快提供更多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当然，对主管部门来说，上述这两件事情都属于吃力不讨好的活儿。更让他们失望的是，这么做不仅不能扩张本部门权力，反而很有可能使本来沉甸甸的橡皮图章，逐渐失去含金量。

    于是，我们忧心忡忡地看到，越来越多的政府主管部门正巧借民意，试图实现行政权力的扩张。舆论对此非但没有充分的警觉，反而有进一步推波助澜的趋势。教育、医疗和住房等领域只是最典型、最集中的反映。最近几年里，越来越强烈的声音呼吁，纪检、公检法、审计、统计、环保等监督型的政府部门应当实行垂直管理。这同样也形成了一种有利于行政权力扩张的意见氛围。

    近30年的改革，是一个从中央到地方阶梯式放权的过程。放权的结果是各种限制的放松乃至取消，从而解放了全社会的生产力和创造力。这期间也有多次行政主管部门（特别是中央政府的主管部门）向上收权乃至扩权的反复过程。在我看来，本次新一轮的行政扩权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打着顺应“民意”（特别是最底层民意）的旗号而来的，因而很有可能在较大程度上获取民意的支持和舆论的同情。我们当然不希望子女上不起学，父母看不起病，但要搬掉这些“大山”，不是要强化政府权力，而是要深化市场导向的改革，并加快民主政治建设。

    从改革至今，我们经历过多少次短缺的遭遇—曾为“菜篮子”发愁，为“公交难”上火，为一张彩电票、电冰箱票烦心……直到十年前，还不得不为安装一部住宅电话而心甘情愿地支付上千元的初装费，再排队等号。不过它们后来都得到了解决。有必要回想一下，究竟是政府加强了行政介入力度，才使得紧俏物资“沦落”到现在要靠价格战才勉强卖得出去，还是恰恰相反，因为政府行政权力逐渐撤离市场，才使得电信公司从坐等用户上门交费变成了不断让利吸引客户？（陈季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