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内因起决定作用，外因通过内因对事物的发展起作用。金融职务犯罪的自身素质和主观原因是犯罪的内因。除了起决定作用的内因以外的影响金融职务犯罪的其它因素，则是外因。而当前金融职务犯罪的主要外因是监督不力，惩治不力。其表现在为：

    一、缺乏必要有效的监督预防机制。

    对金融管理的监督预防机制，我国目前仍存在一些不足，不适应金融改革开放的形势发展。特别是金融行业已成为职务犯罪的“重灾区”，大案要案比较多，这不能说与单位的监督机制状况没有一点关系。这里面有的单位没有建立必要的监督机制，有的虽建立了监督机制，由于管理不力，监督机制也是形同虚设，无形之中助长了违法犯罪行为，为职务犯罪行为大开了方便之门。犯罪分子利用职务之便，就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远远大于其成本的非法收益。

    二、惩治力度不够大。

    目前，我国刑法在金融职务犯罪的处罚方面仍有刑点较低，刑罚轻的问题。对金融犯罪分子处理后的社会影响不大，难以发挥法律的震慑作用。如在金融犯罪中玩忽职守造成多则几千元、上亿元，少则达数百万元、数十万元的就难以追究其责任，多数玩忽职守案量刑较低，且为缓刑，使得罪刑不相符，难以有威慑力。

    因此，我们要采取措施，有效预防、减少职务犯罪。

    一、加大处罚力度，提高犯罪风险

    一是尽快建立独立的金融廉政执法机构，使之成为打击职务犯罪等腐败行为的强有力武器。笔者认为要解决金融犯罪打击不力问题，我国必须要建立独立的金融廉政执法机构，作为打击处理金融职务犯罪的专门机构，最终彻底摆脱行政干预，犯罪依法行使执法权。金融工作人员都必须接受金融廉政执法机关的监督，任何人都不能有特权。同时，国家又要赋予金融办案工作人员一定的特权，如调查取证等，以保证及时、有效地发现、打击金融职务犯罪。

    二是加大打击力度，使犯罪分子最终得不偿失。

    金融职务犯罪因其主体的特殊性及危害社会的严重性，要求司法机关在金融腐败现象起来越多，金融职务犯罪逐步升级的今天，对职务犯罪绝不能手软。在处理职务犯罪案件时，就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从严进行处理。对刑罚量刑较轻的立法机关应结合实际情况，进行修改。要从法律上保证犯罪风险和成本远远大于其既得的和期望的可得利益，使犯罪分子真正无利可图，不敢轻易以身试法，而自觉守法，从而最终达到预防和减少职务犯罪的目的。

    三是在抓大案要案的同时，重视对中小案件的查处。近年来，国家加大对金融职务犯罪的打击力度，大案要案不时在新闻媒体上曝光。人们在愤怒的同时，不仅有了一种深思：为什么这些犯罪要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才得到处理？为什么那些犯罪分子如此猖狂而胆大妄为？真是“刑法没有威慑力吗？”笔者认为，就目前来说，国家对金融大案要案的查处和打击力度是不容置疑的。金融职务犯罪不同于一般犯罪，它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几乎所有的重特大金融职务犯罪的都有一个由小到大的过程。如果我们在金融职务犯罪刚刚开始，危害后果不是那么大的情况下，及时发现，严厉查处，使其犯罪风险和成本远远大于其已有或期待可得的利益，至少金融职务犯罪不会这么迅速、疯狂地发展和蔓延，从而避免更大的损失。

    二、加强预防监督机制，提高犯罪成本

    一是要加强预防立法。针对金融职务犯罪越来越多的情况，笔者认为有必要将预防金融职务犯罪提高到立法的角度。以往，申报财为、离任审计等作为预防职务犯罪的有效措施，还只是作为一种纪律、制度予以推行，这是国家党纪政纪的要求。实践证明，这些措施只要都执行到位，都不失为预防职务犯罪的好措施。给合当前形势，我们有必要将这些好的制度和措施提高到立法的角度上来，通过立法，将它们以法律的形式予以明确下来，以加大工作力度。

    二是要强化监管机制。预防反腐败犯罪是全党、各级政府、司法机关的重要工作，金融腐败要专门预防与社会预防相结合，着重在体制、机制、制度、管理、监督等方面从源头上防止腐败。源头防腐的关键在于强化监管机制。因此我们要重点强化权力运行机、用人失察责任追究机制、经济责任审计机制、完善职工群众监督机制等机制。（陈春仲）

    编辑：范晋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