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对于已经高涨起来的房价，普通人更关心并不是如何稳定，而是如何抑制。

    “用经济手段抑制房价，这是坚定不移的。”姜伟新说，这两年中央和地方政府所采取的抑制房价的措施，主要是经济手段。

    按照姜伟新的理解，房价的问题不仅仅是供求两个方面的因素，还有人们心理预期问题。中国人口很多，都预期房价要涨，就不应仅从供给和需求来研究房价的问题。

    “因此现在除了增加供给，满足需求，还要在引导人们心理预期上采取措施。”姜伟新说，比如，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个大学毕业生也要工作几十年以后才能够买一套房，我们为什么一毕业就要买一套房？

    “应当说，经过多年探索，中国已经初步建立了比较适合国情的城镇住房政策框架。”姜伟新说，但从总体上看，我国住房政策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还不健全，中低收入家庭住房支付能力相对不足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房地产市场机制还不完善，商品住房价格上涨过快，住房供应结构不大合理，住宅建设还不适应人口、资源、环境状况，科技贡献率低，资源消耗高。

    怎么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姜伟新提出了三点思考。

    在住房政策体系上，姜伟新主张两条腿走路，也就是市场调节和政府保障相结合。姜伟新称，目前中国城镇80%左右的住房已经通过市场交易来进行配置，国内外经验都表明，市场机制可以较好地适应不同家庭的多样化的住房需求，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在解决居民住房问题上处于基础型地位，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市场化改革的基本方向。同时，要继续强化政府对困难群众的住房保障职责，建立住房保障体系，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

    但是对于保障性住房的保障范围究竟应该多大，一直也是业界讨论甚多的话题，在过去3年中，原建设部先后4次派出考察组到香港取经。

    “廉租保障的比例划到什么程度，既解决当前困难群体的住房困难，又要与将来市场化的方向一致，这确实是一个挺难的问题。”姜伟新说。

    在他看来，廉租保障住房的范围，开始时不能划得很大，否则将来政府很难负担。但是这个比例划到哪里最合适，是个挺难把握的问题。

    姜伟新还提出要增加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住房的供应，帮助那些既不属于廉租住房保障对象，又没有能力进入市场的家庭解决住房。此外还要多种途径改善困难群体的住房条件，建立多渠道的投融资机制，进一步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加快棚户区的改造步伐，积极推进旧住宅区的环境整治。

    在农民住房问题上，姜伟新表示，将根据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情况和严格保护耕地的要求，深入研究进城定居人口享受城市住房政策和农村住房及宅基地政策的衔接。

    姜伟新说，在农民住房问题上，目前最值得研究的是那些在城市买了房，但在农村保留了土地、房子的那部分人，“如何来协调？怎么来研究处理？这是下一步政府要很好研究的问题。”（完）(李松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