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群众的民主政治意识明显增强，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积极性显著提高，凸显了政府在公共事务决策和管理上与群众的沟通不够，“由民作主”和“替民作主”间的矛盾日渐突出
一是少数部门和行业决策中听民意、纳民智的渠道不宽，决策纠错机制不够完善。党的一切权利是人民赋予的，也理应受到人民的支持和监督。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的那样：“人民批评政府，政府不敢松懈，只有民主监督才不会政息人亡。”为了更好地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切实做到“权力来自于人民，权力服务于人民”，党的十六大以来，把推行政务公开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不断加大了对重大事务的决策、社会事务的管理、重大项目的建设等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政务公开力度，积极引导广大群众参政议政，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参与社会共同事务管理的积极性，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主人地位，民主政治建设得到了长足发展。然而，仍有少数地方的领导，无论是对待推行政务公开重要意义的认识，还是对待发挥群众监督作用的态度上，都存在诸多不足。有的把上级的明令禁止的规定，置若罔闻，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的不考虑实际情况，盲目决策，拍脑决策，搞一些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有的个人主义严重，搞魄力决策，超前决策，不顾上策，不闻下情，凡事喜欢硬弓强上马，留下不少半截子工程。2002年，国家审计署审计查出由于违规担保、投资和借款等决策失误，已给国家造成损失72.3亿元。2004年，审计署对原国家电力公司领导班子进行了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发现，因个别领导人违反决策程序或擅自决策造成损失或潜在损失32.8亿元。2004年，中航油新加坡炒期巨亏破产，中储棉10亿血本无归，长虹40亿巨债浮出水面，决策失误所造成的损失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二是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价格听证会的作用发挥不够明显，少数地区和部门的社会信任度下降。早在2002年1月，政府有关部门举行了全国性的第一次行政决策听证会，主要是针对“铁路部分旅客列车票价实行政府指导方案”进行听证，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之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所举行的各式各类听证会不计其数，参与的人员既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有基层普通群众。然而，由于听证制度的不够完善，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仍存在“听不听证一个样，听证会开成了‘涨价会’”群众反映十分强烈。据中共中央党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研究课题组，在中央党校学习的近300位地厅级及以上领导干部学员，调查结果表明，57.3％的被调查者选择“社会信任度下降”。认为这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中应特别注意防范的主要风险，位居十大关注问题的第二位。
第三，现代媒体的快速发展，人们了解信息的渠道更宽，准确性参差不齐，凸显了人们对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缺乏理性认识，社会管理的难度增大
一是了解政策信息和社会事务的渠道增多，准确性参差不齐，对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缺乏理性认识。今年8月份，我们曾以“您了解政策信息和社会事务的渠道是什么？”、“您评价当前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的主要依据是什么？”为题，在云南部分地区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当前人们了解政策信息和社会事务的渠道，有65.8%的人是从电视等新闻媒体上了解到的，13.7%的人是通过有组织的学习传达了解到，还有20.5%的人是从亲戚朋友或道听途说中了解到的。而人们评价当前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的主要依据，有74.1%的人是根据媒体报道后，凭空推断而来的，有22.4%的是根据自身周围环境的变化加之个人推断得出的结论，有3.5%的是通过亲身经历后得出的结论。这说明，当前新闻媒体作为党委、政府宣传政策的主要工具，使广大群众能够及时地了解各级党委、政府出台的政策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随着我国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这为人们了解信息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因了解政策信息和社会事务的渠道分散，其准确性相对较低，少数传媒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为了吸引更多读者，搞虚假报道，夸大其词，恶意炒作，致使少数不明真相的群众深信不疑。加之现阶段，我国正处在发展的“黄金期”和矛盾的“凸显期”，不少群众确实面临着上学贵、看病贵、购房贵等实际困难，个别群众甚至把当地政府节日的慰问困难群众活动看成是“作秀”。
二是少数基层群众对新农村建设的政策理解片面，对未来发展的期望值过高。党和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决策。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能否顺利实现的基础性工程。可由于对政策的理解片面，有的人没有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来认识和理解新农村建设的科学内涵，认为新农村建设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只不过是换了一种说法而已；有的人对新农村建设的理解过于片面，以为建新农村就是建一些房子、修几条公路、还搞一点农村电气化和农业机械化；有的人存在盲目乐观情绪和急躁冒进思想，觉得国家有大量资金投入，新农村只需要几年时间就完全可以建成；有的人思想上存在悲观畏难情绪，觉得在底子薄、基础差，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在只是空中楼阁、根本不可能实现；有的人存在消极等待思想，认为新农村建设是国家和政府的事情，农民只需被动参与，坐在家里等就行了。对新农村建设的期望值较高，对其建设的艰巨性和长期性认识不到位，对发挥自身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主动性不强。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有个别群众原本打算年内修盖新房，后来听说国家要推行新农村建设，房子决定不盖了，说是等国家统一帮他们盖。显然，是对新农村建设的理解偏颇。
三是对涉及自身利益问题能够依靠组织解决，但在反映问题的方法和途径上采取越级上访等手段。8月份，我们曾以“当您生活中遇到困难和变故时，您最先想到的是谁？采取的方法和途径是什么？”为题进行了调查，在300份的问卷调查中，从态度上看，有245人回答最先想到的是依靠党的组织，占被调查人数的81.7%；有37人回答依靠亲朋好友，占被调查人数的12.3%；有18人的回答是自认倒霉，占被除数调查人数的6%。在反映问题的方法和途径上，有143的人回答相信并依靠本级组织解决，占被调查人数的47.7%；123的人回答相信上一级组织并依靠上一级组织帮助解决，占被调查人数的41%；有34人回答只相信省、市（州）以上的领导机关，采取越级上访的方式解决自身问题，占被调查人数的11.3%。结果表明，依靠组织解决自身实际困难仍是当前广大群众的主要愿望，但在方法和途径上发生了新的变化，少数群众在反映自身问题时，往往是涉及到村的问题上乡、涉及到乡的问题上县、涉及到县的问题上市（州），有的甚至直接上省，发生问题后喜欢找上一层领导机关反映，对本级组织的信任程度有所下降。
第四，少数干部自身形象不好，民主作风不强，凸显了新时期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中的突出问题
一是少数干部工作作风不实，了解社情民意不够深入。现实生活中，少数基层群众反映，现在有些干部文凭是越来越高，但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却越来越低；交通、通讯的条件是越来越便利，但干部深入基层的时间是越来越少，群众向领导反映问题却越来越难。尽管这几年通过先进性教育和“云岭先锋工程”的实施，情况有所好转，但离群众的要求仍有差距，有的干部下乡调研像旅游观光，一阵风式的蜻蜓点水；有的干部嫌贫爱富，无论是调研，还是检查指导工作专往经济条件好，交通便利的地区跑，贫困落后地区很难见到干部的身影；有的干部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处世哲学，遇有群众上访、群众意见较多的单位绕道走，怕听群众的批评意见，一些原本很简单的事情，由于少数干部的工作作风不实，了解情况不实，反而激化了矛盾，加深了干群间的隔阂。
二是少数干部的工作方法粗暴，处理热点难点问题的能力不强。实际工作中，由于少数地方党委政府、某些领域的党政干部在解决一些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方法不够科学，只顾工作的进程，不考虑群众的实际感受，有的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上贪大求洋，在城市居民房屋拆迁过程中，对那些一时想不通的群众不能做到耐心说服，而是通过多给几个钱等方法简而化之；有的在改制破产企业的职工安置等重大问题上，只强调政策依据的刚性规定，对于那些在思想上一时扭不过弯来，生活确有困难的群众，关心得还不够，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引起了群众的不满，涉及到这些方面的上访案件正呈逐年上升的态势。当然，这些问题既有改革开放以来多年积累的问题，也有最近几年才出现的新问题，但若处理不当，就可能会演变成激烈的矛盾和冲突，消极影响不可低估。
三是少数干部自身不够廉洁，损害了群众的利益。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最大受害者是人民群众，它是以牺牲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代价的。随着惩治腐败的力度不断加大，党员干部廉洁自律的意识明显增强。然而，在不同程度上仍存在一些干部高高在上、架子很大，下基层也吆五喝六、官气十足，他们同群众的关系不是“鱼水关系”，而是“油水关系”；有的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群众的疾苦不过问，群众的意见听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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