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祝炳水 ●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人均GDP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跨越的关键阶段。从国际经验看，这个阶段既是加快发展的黄金期，又是社会矛盾的凸显期。也正是出于对这样一个整体形势的科学分析和归纳，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科学决策，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问题的重大决定》，明确了到2020年我国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到那时，我国不仅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将有更大改善，社会事业更加完善，生活环境更加美好，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更加和谐，中华民族乃至中国共产党人孜孜以求的社会和谐目标将得到初步实现，堪称社会“和谐期”。
然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整体工程毕竟尚在启动之时，要实现这一伟大目标，摆在我们面前的发展“黄金期”和矛盾“凸显期”的基本现状没有改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有机遇，也有挑战。要实现社会“和谐期”的奋斗目标，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好发展“黄金期”的有利条件，加快发展步伐，不断增强我国的整体实力。因为“实力决定了能力”，有了实力才能提高解决具体困难的能力。另一方面又要妥善处理好“凸显期”所面临的各种突出矛盾，确保社会的长期安定有序。因为我们党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党，没有全体人民的幸福和谐，就没有整体社会环境的幸福和谐，社会“和谐期”更是无从谈起。这就要求我们要必须清醒认识到，把握“黄金期”、化解“凸显期”、实现“和谐期”三者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三者之间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把握发展“黄金期”，是化解“凸显期”矛盾，实现社会“和谐期”目标的物质基础，且当前我国确实面临着诸多加快发展的“黄金期”
“加快发展是当代中国最大的国情”。只有始终坚持“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才能为化解“凸显期”的矛盾和实现社会“和谐期”的目标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且改革开放近30年的时间里，我们的经济实力，社会事业的整体发展程度都取得了显著成就，这不仅为我们加快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为我们积累了可供借鉴的宝贵经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长期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事业建设过程中，无论是我们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能力，还是广大群众接受新鲜事物、参与市场竞争的意识都有着明显增强，也正是因为有了物质上“硬势力”的增强和素质上“软势力”的提高，为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孕育出今天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的“黄金期”。
第一，从国际环境上看，“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的主流，加之我国长期坚持和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政策，这为我们继续推行对外开放，扩大交流合作，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赢得了借助外力加快发展的“黄金期”。“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同样需要中国”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国际知名企业老总的共识，并能够积极地开展与中国的合作交流。据有关资料表明，截至2004年底，来自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在华企业累计超过51万家。全球500强中有450个已经在华投资，部分的设立了地区总部，目前外商设立的研发机构已经近700家，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贸易企业正在成为外商投资新的热点①。另据资料表明，2005年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4001家，同比增长0.77％；实际利用外资金额603.25亿美元。尽管在实际利用外资金额首次出现回落，但我们吸引外资的优势仍将长期存在。
一是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和积极对外开放政策，为我国吸引外商来华投资营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随着我国加入WTO后，国外资本进入的领域和空间进一步拓展。特别是“9·11”事件后，我国稳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已成为世界跨国公司和外商投资的热土，为我们进行对外招商创造了良好机遇。
二是大量娴熟的产业工人和相对较低的务工成本，越来越显现出我国吸引外资的人力资源优势。据资料统计，2005年我国纺织工人的平均工资是每小时0.69美元，而大部分东南亚国家仅为0.40美元；在我国42个职业中，有95%平均收入高于印度。然而，相对较高的劳动力成本并没有影响外国商人来我国投资办厂，因为对于精明的商人来说，他们看的不仅仅是绝对工资的高低，更主要还得看综合成本。以制衣行业为例，同样一块面料，我国工人能做出10件衣服，而越南和马来西亚的工人能做出8件，蒙古的工人只能做出6件，综合算下来，还是我国工人创造的利润更大、成本更低②。
三是城镇消费市场升级和农村地区消费能力的增强，让越来越多外商们意识到“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的巨大商机。2005年，我国城镇居民总人数约为5.6亿人，农村居民约为7.45亿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493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3213元。同期，我国城镇居民平均实际消费倾向（城镇家庭消费性支出与可支配收入的比率）为75.7%；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农村家庭消费性支出与纯收入的比率）为65.6%③，这也就是说，2005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实际消费倾向的金额为7943.2元，全国城镇居民总的实际消费倾向约为4.45亿万元；同期，农村居民人均实际消费倾向的金额为2107.7元，全国农村居民总的实际消费倾向约为1.57亿元，全国实际消费倾向的总额约为6.02万亿元。
此外，改革开放近30年来，我国市场潜力仅仅只开发了一小半，广大中西部和农村地区的市场尚在启动之时。尤其是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不断提高，表征居民消费水平的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正呈普遍下降趋势。1978-2005年，我国城镇居民食品类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的比重呈急剧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57.5%下降到2005年的36.7%，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1978-1995年，我国城市居民消费处于温饱状态，1996年起，我国城镇恩格尔系数首次降至50%以下，居民生活进入小康水平，2000年起恩格尔系数降至40%以下，进入相对富裕的生活状态。同期，我国农村居民食品类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的比重，从1978年的67.7%下降到2005年的45.5%，下降幅度为22.2个百分点，年均下降速度达1.46%。恩格尔系数的稳定下降是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基本条件，它标志着农民消费商品化程度的提高。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1983年起我国农村居民才摆脱绝对贫困状态。1983-2000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在50%-60%之间，农民生活处于温饱状态。2000年开始，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到50%以下，标志着农村居民开始步入小康社会④。恩格尔系数的急剧下降，表明了我国城乡居民能够拥有更大的消费能力和新的消费需求，市场潜力十分巨大，这对于哪些精明的外商来说，绝对不会放弃进入中国市场最佳的“赢利期”，必将成为我国吸引外资的关键性因素之一，借助外力加快发展的“黄金期”将随着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而长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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