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１０年前重庆成为直辖市以来，减少行政层级，提高行政效能，就被列为行政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１０年后的今天，这一任务完成得如何？它给重庆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
政府瘦身每年节约１００亿元
重庆市人口有３１００多万，８０％的人口在农村，城乡二元结构突出。“直辖市的体制、中等省的规模这一特殊的市情，使重庆的行政管理既无法照搬其他省份的体制，也不可能套用京津沪的现成模式，只有自己进行变革的探索。”重庆市编办主任李玉琴说。
离重庆主城最远的城口县县委书记米绍林用“雁过拔毛”和“一插到底”来形容行政变革前后的感受：“原来上级的项目、资金落实需经过中间层，难免会有些截留；而现在有什么困难可直接向重庆市领导反映，市领导也时常奔赴一线指导工作，这样就将政策执行层级递减规律的影响降到最低。”刚直辖时，重庆的管理层次为“省－地（市）－区县－区公所（区公委）－乡镇”五级。管理层次多，容易造成政策、资金中间周转的滞后效应。直辖不久，重庆便尝试减少管理层级，十年间撤销了万县市、涪陵市和黔江地区三个地市级机构和１０７个区公所，行政管理层次减少为“市－区县－乡镇”三级，实现了行政管理的“扁平化”。
在理顺行政架构的同时，重庆把机构、人员的削减作为政府瘦身的重点。为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这一机构改革“怪圈”，重庆市市长王鸿举提出：先确定市场需要政府干什么，然后确定政府该干什么，从而确定政府的规模。重庆从改变政府的全能角色入手，推行政企、政事、政社分开；从改革管理体制入手，将辅助性、服务性职能从政府中分离出来，推进事业单位和机关后勤社会化、企业化；将涉及民政、建设、国土资源、房管等共1400余项工作分别移交给相应的行业组织或事业单位承担。
李玉琴说，由于坚持“适度规模的政府”，重庆在管理人口和管理的行政单元增加一倍、管辖面积增加近两倍的情况下，全市行政事业编制不但未增加，还余编６．２万名。
政府瘦身的另一个结果是，每年节约行政经费１００亿元。
行政问责与事权划分催生效能政府
２００４年９月，重庆石柱县一辆超载５倍的中巴车在过桥时被洪水冲走，５０条鲜活的生命就此消逝。经调查，此次特大交通事故并不仅缘于“天灾”，也属“人祸”。一个月后，县长岳中焕引咎辞职，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震动。
有人为他“惋惜”，因为正好赶上重庆率先在全国以地方立法的方式出台《重庆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而“引咎辞职”是追究责任的７种方式中最严厉的一种。但岳中焕自己却平静地向媒体表示：“这是我应该承担的，对这次特大事故我不能自谅。”
重庆市政府法制办主任李殿勋说，建立行政首长问责的目的是要从机制上打破“庸政无责、小过难究”的障碍，着力解决政府机关决策失误、治政失当、权力失控、政令失畅和行为失范问题，把监督对象确定为行政首长，有利于依法治官，依法治权，也开启了人民群众监督行政机关特别是行政首长的新渠道。
重庆的行政首长问责制对政府部门行政首长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作出了过问和追责的规定，在我国现有的纪律监督和法律监督的基础上，开辟了第三条监督通道，较好地解决了“惰政”“怠政”问题。４年来，重庆先后有９８名干部因效率低下，执行不力，责任意识不强，瞒报、迟报重大突发事件，违反法定程序，盲目决策等问题而被追究责任。
最让重庆市民津津乐道的是在“垃圾围城”事件中“问责”的震慑效应。２００４年８月中旬，重庆长生桥垃圾处理场因故关闭，全市无法清运的数千吨垃圾堆积在大街小巷，由此引发了一场“垃圾围城”危机。重庆市决定，如果不在７天内处理好此事，将启动行政首长问责制。在这一“紧箍咒”的威慑下，有关领导和部门３天内就解决了问题。有关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人主动在媒体上公开向市民道歉，市民普遍表示满意。
重庆市还合理划分各级政府事权，理顺政府各部门关系，充分发挥各个层级的行政效能。“权力上收、责任下放”是政府划分事权难以克服的通病。重庆按照“管少、管好、管活”和“事权、财权、人权相统一”的原则，科学划分市和区县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强力推动区县扩权改革。市政府将包括许可审批权、处罚强制权、税费征收权和人事编制权在内的９２项行政权项赋予万州、涪陵、黔江、江津、合川、永川六大区域中心城市，把８９项行政审批权限赋予全市４０个区县行使，解决了市级部门管理权过分集中的问题，明显增强了区县统筹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政府治理从制衡权力入手
风景区修个厕所，要市里十个部门审批；县里修座大桥，要盖上百个公章……重庆直辖之初，旧的行政管理观念、体制与经济发展不合拍，“管理就是审批，权力就是收费”的现象比较突出。一位市领导一次看见一辆中巴车严重超载，立即指示查处，但有关部门只罚款２００元了事，这种“以罚代法”的结果是重庆市主城区在１９９７年间，平均每１０个城区市民中就有１个被罚过款。
从直辖开始，重庆每年清理、废止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累计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５００余项，并规定今后行政审批项目总量在此基础上实行动态性的“只减不增”。鉴于行政审批项目７０％集中在建设领域，２００６年，重庆率先在全国实行建设领域并联审批制度，建立起“统一受理、分头审批、限时完成、集中回复”的审批机制。“这一机制使审批时间缩短了一半以上，平均审批时间由原来的３５０天左右压缩到１１０天，审批关口精简了五分之四，企业负担减少一半以上。”一位建筑商人如此算了一笔账。
李殿勋说，不受制约的政府肯定不是法治政府，只有保障公众参与、监督政府重大决策的权利，才能解决政务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问题，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３年前出台的《重庆市行政决策听证暂行办法》就以法定化的政府规章形式赋予了公众这样的权利。
２００５年，重庆市物价局就轻轨票价定价问题举行听证，轻轨公司提出的价格是不分段，上车１５元。群众反映票价偏高。听证会后调整为全程票价５元并可分段计价。由于票价降低，为了维持轨道交通的正常运行，重庆市财政每年补贴５０００万元。３年来，重庆各级机关举行决策听证８００余次，参与群众１０万余人。凡是直接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如拟定、修改农村土地征用的补偿安置方式和标准，设定水、电、气等公用事业收费项目及标准，调整最低生活保障、最低工资、失业保险等标准，行政机关都组织听证。
重庆充分运用行政复议这一行政机关内部的“纠错程序”，推动政府依法执政。重庆规定，行政执法机关的行政首长要以行政诉讼当事人或行政复议参加人的身份出庭参加行政诉讼或行政复议案件公开审理，到法庭上感受违法行政的危害，以提高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意识。小摊贩李勇国对此深有感受：“现在城管执法人员在街头野蛮执法现象大大减少。”（记者刘亢、黄豁、朱薇）
